数字技术背景下我国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群落的传媒文化产业,更是朝着产业之路不断迈进.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传媒文化的内容及生产方式,也给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探究我国传媒文化产业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发展困境,试图通过危机分析来寻找契机,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启示.     

美女作家与消费时尚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出现的"美女作家"现象,成为文坛乃至社会的一个争论热点。它的火爆是"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与出版商、传媒合谋,成功策划的一次商业营销,是对消费时尚的一种反映。其结果是遮掩了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而放大了其"畅销的性感外衣"。     

被遮蔽的表征——“第三学派”视域下的凯尔纳媒介观

对道格拉斯·凯尔纳及其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媒介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然而,国内学者对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一贯是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展开,而忽略其思想在其他理论维度的表征。因此尝试在批判学派之外,从媒介环境学的路径出发,借助其理论资源对凯尔纳媒介观进行探析,并通过将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中的部分观点与凯尔纳的媒介批评文本相观照,解读出凯尔纳媒介观在情境与受众两个维度的表征,即情境偏向与受众中心。同时指出,对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立足于多元理论视角并以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动态过程。     

新媒体技术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既要遵循文化生产的自身规律,又要重视高新技术的引进。作者以新媒体技术为研究背景,探讨新环境中文化产业的新兴核心竞争力。     

新闻求真中的伦理困境

符号迷障、机制壁垒和受众误解造成了新闻求真的三重门,新闻人在开门求真的过程中难免遭遇种种伦理困境,诸如：欺骗的手段与求真的目的相冲突;传承文化的媒介精神与现实生存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律法规的相互抵触;道德本身的两面性;职业的社会性与求真者的个人动机,还有国家意识形态与新闻传播原理之间形成的张力等等。在列举上述种种新闻求真中的伦理困境之后,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使伦理困境在罗素悖论中得到解释,并使其自然消解于新闻符号游戏之中,减少新闻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尴尬。对新闻人处理困境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反映论”到“对话观” ——论多重语境下新闻的转向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被西方奉为新闻理想和职业准则的“客观新闻学”及其所倡导的新闻“反映论”,并不能较好作答后现代思想语境、新媒体技术语境、全球化社会语境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本土语境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对话新闻学”及其所主张的新闻“对话观”,能超越新闻“反映论”成为新的新闻理想与新闻职能,并且预示着多语境下的新闻转型方向.     

灾难报道热传播的冷思考——从多维视角拓展

［摘要］我国进入灾难频发期，媒体也随之出现灾难报道的热传播，这样更好地满足了受众对于灾难事件的信息知情权。但是灾难报道不应该仅局限于抗灾、救灾活动，应该从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叙事学等多维视角拓展报道空间。当然，提高报道质量和报道空间，还需要更多相关思考，比如灾难报道的情感把握，灾难报道的报道伦理、不同群体的心理看护等都值得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公益与市场: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文化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在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上,既要反对由政府包办的纯公益路径,也要反对完全市场化的纯市场路径,要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市场化,将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媒介空间中的“耗费”式抵抗——基于日常抵抗理论的茶馆文化研究(1912-1949)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茶馆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的文化研究"视角出发,围绕"日常抵抗"分析框架的四个维度"日常抵抗的剧目"、"行动者间关系"、"空间化"、"时间化"展开论述。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理论阐释,本文认为,民国茶馆中的"日常抵抗"表现为底层社会借由茶馆这一"媒介空间"反抗国家、精英双重压迫的诸种隐蔽的日常实践活动。而底层民众之所以乐于在茶馆中"耗费"时间,实际上是试图以此保存大众文化与民间生活秩序的自主性。     

从整体到多元: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地方性视角

学界过往围绕"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展开的探索,大多以作为整体的"中国"为前提,探讨中国传播研究突破西方话语"普遍性"规范的种种可能。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地方特殊性因素却在"传播学本土化"争论中总体受到忽视。以先发展地区为参照、忽视其他地方性传播实践的"内部普遍性"模式限制了中国传播研究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与想象范围。本文试以近代四川与沿海、华北等中国先发展地区民众在接受电影、报刊等"新媒介"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为例,说明中国内部地方特殊性在不同地区媒介接受史上的作用过程。基于此,本文指出"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探索应当具备"多元普遍性"的观念自觉,从对地方性传播实践的探究中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