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问题新论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只是肯定物质对意识的本原性和意识的能动性，从未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拔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包括“物质决定意识”的内容，第二方面仅指世界的可知性，并把第一方面拔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其总的倾向是否定意识的能动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精神是相违背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分析

生态管理理论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文章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素主要包括五类,并详细分析了各类主体作用于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和法律制度,企业主要通过经营理念和方式,学术机构主要通过创新和人才培养,ENGOs主要通过监督和倡导生态,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自觉和参与意识。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了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模型,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包括协同机制、竞争机制、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朱德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朱德进入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凭藉的是他的卓越的军事贡献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红军之父”到“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从“人民的救星”到“党的领袖” ,既表明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也蕴含着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极大光荣 ,反映了他追求进步 ,服从真理 ,实事求是 ,不断创新的卓越品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时期是党的七大。朱德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他实际上起了一个稳定的中和的作用 ;从194 5年到 195 6年 ,朱德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职务、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分析与判断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有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超前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等几种情况。二者关系的量化测度方法主要有 IU、NU比的0．5和1．2国际标准值法和钱纳里标准法。我国城镇化发展由过去的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逐步趋向于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或相协调。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对官僚主义沉疴顽疾须标本兼治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新形势下,脱离群众等“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的见面会上也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1世纪的领导者必须更新领导思维角度

领导思维的更新主要是就领导者的思维而言的,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领导思维方式的更新,如封闭型向开放型思维转变、静态思维向动态思维转变等,研究思维展开的路径、方向;思维方法与手段;思维的习惯和定势等的变更。二是领导思维角度的更新,也就是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维内容构成,思维侧重点等的更新和优化。目前,就领导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理论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对于领导者思维角度更新的研究较少,而这恰恰是知识经济时代对领导者提出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