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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军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44-149
创意写作兴起以来,在创作、写作教育、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助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它重实践轻学术,且在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地区存在多种现实诉求,呈现不同发展面貌,时至今日,有关它的争议仍旧不断,学科合法性存疑。将创意写作作为独立学术科目,并在此视野下考察世界创意写作整体发展,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完整勾勒创意写作研究框架,是创意写作获取自身学科合法性与学术地位的必要途径。自民国以来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三个阶段取得的成果和十余年来创意写作中国化探索,代表着世界创意写作研究与实践的新进展,将创意写作中国经验纳入世界创意写作视野,也是创意写作学术研究的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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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5-10
<正>19世纪80年代,创意写作首先在美国高校兴起,最初是希望通过对文学写作(主要是诗歌和小说)、文学阅读(主要是当代英语文学)天然的“创造性”的倡导,恢复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以此来改善当时高校里语文学和修辞学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局面。创意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英语写作”的面貌存在,其初心远谈不上“培养作家”“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改善公共文化质量”“助力创意城市与创意国家建设”等这些“高大上”的目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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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