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我军对台湾新文学的贡献

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他将“五四”文学火种引入台湾,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旧文坛激烈交战;他最早明确指出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支流与主流关系,并且从文化归属与统一的角度提出台湾语言建设的主张。无论在理论倡导还是创作实践方面,他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中小企业投融资博弈分析

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可以看作是中小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通过简单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克服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中介的质量建设;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投资人才,是其应对措施.     

韦丛芜“合作同盟”问题辩析——从新发现的两件韦丛芜的史料说起

鲁迅先生热心培养并寄予厚望的未名社主要成员韦丛芜,1933年辞去大学教授之职,回到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任县长,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由于脱离社会现实,加之地方恶势力陷害,最终以身陷囹圄而终结。对这件公案,长期以来众说不一,鲁迅先生哀叹其“神驰宦海”,同事斥责其“堕落”,研究者称其为“蜕变”。此次新发现的两件史料,充分说明韦丛芜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去推行“合作同盟”,既非梦想做官,也非腐化蜕变,他是一位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培养的爱国文人。     

同化作用没有暴力吗？——一种沿胡塞尔而来的交互文化性现象学

长久以来,专家们一直在讨论,胡塞尔的作为包含一切科学的哲学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其他文化。关键问题是：被认为应用于欧洲精神的现象学侵犯了非欧洲的世界观吗？现象学虽然彻底地批判了缘于实证科学的同化作用,然而,一方面,凭借扩展欧洲科学的概念,另方面,考虑到它是一种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一般标准,胡塞尔现象学本身没有使用同化作用吗？通过宣称其原则所推论出来的合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一切家居世界都有效,现象学的这种十足的同化作用没有干涉其他文化吗？相关于胡塞尔的诸种基本定义,我想略述一种方式,在此之中,现象学能够避免被指责带有非法的同化作用。我将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澄清问题;第二,力图说明操心的结构环节在同化作用成就的发展中是决定性的;第三,继续由此出发去探讨现象学与同化作用之间的关系;最后,描述从一种交互文化现象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论进路的特征。     

吹牛大王历险记

在18世纪之前的德国,敏豪森男爵的趣事就已广为流传,后经拉斯伯、毕尔格的整理和再创作,愈加家喻户晓了。     

学术的作用

1927年2月,正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写信,就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分别是建筑史学与考古人类学）对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进行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躁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会减色多少呢？”     

克州地区新冠肺炎流行期发热门诊管理模式探讨

探究在新冠肺炎流行期克州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管理模式优化及效果。对1 950例（2020年1—3月）在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依据是否具有流行病学史分为对照组（无流行病学史）和观察组（有流行病学史）,给予患者分区治疗,为所有患者行高质量的门诊管理服务工作,优化门诊管理模式并进行相关评价。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发病年龄较低、候诊时间较短、发热患者数量较少,CT检查比例、CT检查显示病毒性肺炎比例、核酸检测比例、入院率等较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两组患者均未发生交叉感染;两组患者的管理质量评分、满意度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门诊管理流程优化前后,门诊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水平、护理态度均有所提高,但相比于管理流程优化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热门诊应不断调整运行模式,提升医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依据患者流行病学史实现患者的分区管理,进而加强患者分区预防管理力度,预防患者出现交叉感染。     

略论战胜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一)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和平的力量压倒了战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压倒了反动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个形势,大大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全世界人民斗争的伟大结果。但是,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全世界人民的这一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并没     

全球化何时帮助穷人？

全球化与贫穷之间有何联系?发展中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将国际贸易和金融作为发展的解决方案,但全球35%的人口仍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探究了这种联系,但仍未得出结论。我们回顾了相关文献,认为要理解全球化与贫穷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根本理解针对最贫困人口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具体来说,我们主张学者需要明确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认同超越了发达国家主流的传统左右翼分歧的观点。我们为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开始推动意识形态起作用以及为什么必须评估全球化与贫穷的联系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我们还对我们的论点提供了初步的定量和定性检验。最后,两个学科的学者为了评估贸易与贫穷之间的联系,必须开始评估政府对扶贫再分配的承诺(而不是受制于既得精英利益集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