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事实

法律是由权利和义务所构筑而成的逻辑规范体系 ,然而 ,一切权利和义务 ,进而 ,一切法律规范 ,都可以还原为事实问题。因此 ,法律事实是纯粹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自表面看 ,似乎纯粹法理学除了研究规则 ,便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事实问题 ,从而它只是一个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我们认为 ,其实不然。因为任何法律规则都不过是既成事实的语言 (文字 )表达而已。法律所反映的 ,只是“事物的法的本质”[1] ,规则存在于事实当中 ,而不是相反。因此 ,我们存在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法律选择 ,同时 ,我们的法律选择只有作用于我们的存在事实中时 ,才…     

民间法研究

主持人手记刊登在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别是罗杰·科特尔的《法律文化的概念》,徐晓光的《从世界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和韩德强、郝红梅的《论乡村社会自治区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之所以要把一篇专门探讨法律文化概念的伤口放在这里,乃是因为从根本上讲,用来构造民间社会公共交往秩序的民间或者民间规则,本来说是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使民间法的研究不是像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那样,仅仅停留于某种事实的描述上(当然,这不是说在民间法研究中描述不重要,而是说仅仅有描述还很不够),而且从中发现一些一般性的总是,这一直是笔者所关注的课题。     

基于界面管理的创新团队资源配置整合优化模型

在界定资源配置界面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创新团队资源配置界面系统的构成,并从系统复杂性认知视角出发,对创新团队资源配置界面系统的网络层次关系予以明确辨析,提出基于网络分析法（ANP）的提升创新团队资源配置效率的整合优化模型。通过运用ANP分析方法,该模型可以有效地挖掘创新团队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素,从而可以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案例应用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有效指导创新团队资源配置界面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提升创新团队资源配置效率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可操作性。     

民间规范与法律的全球对话

法律全球化的分析路径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压制的法律全球化,另一种是对话的法律全球化。寻求对话的全球化以及对话的法律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以结构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秩序创造的重要方面,它必须通过法律和法理对话的方式得以体现。特别是一个大国对全球化的参与,更应是一个自主的、对话的过程。那么,参与法理之全球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对话者的法理创造。在我国这样的法治后发达国家和社会结构、主体交往秩序具有明显独特性的国家,依凭什么进行法理创造?民间规范的挖掘和民间规范研究与规范法学研究的结盟,或许是实现法理创造的一条路径。     

民间法研究

主持人手记刚刚过去的2011年,或可认为是中国民间法研究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在全国性学术会议方面,除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年会和"中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论坛"之外,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会下,成立了中国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并召开了首次学术会议;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下,成立了中国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并召开了首次学术会议;与此同时,"全国第二届原生态文化论坛"在广西贺州召开,其中有关民间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研讨,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还有,北京大学也召开了"有关国内软法的国际研讨     

民间法研究

主持人手记威海这个地方,如今因其优美的环境在吸引着世人饱览她的欲望,然而,在历史上,她那响亮 的名字——威海卫却并不为常人所知晓。这个大约在明代洪武年间设立的“海防哨卡”.甚至在清末民初仍 沿其旧称。上世纪初,当英国人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中租得对威海卫短暂的支配权(1898- 1930年,其后刘公岛又被英人“租借”10年)期间,偏僻落后的威海卫仍不过是英人站在军事的角度,其前 期是为了对抗坐镇中国东北,并觊觎整个山东半岛的俄国,其后期又是为了对抗坐镇胶州湾,支配着几乎 整个山东利益的德国。 然而,…     

民间法研究

主持人手记在编辑这组稿子期间，正好看到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朱祖飞律师在我一个网页上的留言，批评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他这样写道：“……在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少学者认为理性高于私法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世界的民法典就可能一模一样，这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个性才是自由的。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在保障自由的民法中，尊重习惯，尊重生活个性是民法应有之义，否则，强调大一统模式一致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一个历史的倒退……”他是想通过这种批评，站在一个国家人民之日常生活的立场，唤起我国法学学者对正在制定中的…     

论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

本文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与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法之间的冲突及其沟通机理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大、小传统间的冲突具有必然性，这种冲突的必然性取决于大、小传统各自所依赖的主体──国家与社会、所代表的利益——权力与权利、所表达的人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对立。以往，对两者沟通的学说及政策主要有三种，即：“地方性知识”与放任性沟通；“威权意识形态”与强控式“沟通”和“党派化政策”与劝教式沟通。这三种沟通方式虽然各有其效用，但都存在着明显的形成某一传统的霸权可能。只有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各自自治及在此基础上的契约性法律，才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沟通大、小传统的最高理性。     

民间法研究

主持人手记在本期专栏编辑过程之中,恰好在网上遭遇了一场学人们之间的争论。本人也可算是这一争论中的一员。其实,争论的起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一位很友好的朋友写了一篇豪气冲天的“博文”,题目是《警惕法学界的“复古”思潮》。因为文中涉及到了我近些年来所努力致思的领域——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下民间规范中寻求可以和现代法治对接的因素,所以,就不得不出来和朋友们交流。一开始我就预料,这种争论很难形成珈达默尔意义上的“视域交融”,达成罗尔斯意义上的“重叠共识”,但至少,应当能够达成一种基本的“同情的理解”——我知道你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