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适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唐宋词研究遗存难题述略

本世纪的唐宋词研究成果辉煌,但也遗留下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举其要者包括词体的起源、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等。在世纪末对学科发展所作的历史性总结中,对这些遗留的难题进行认真全面的清理是十分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新世纪的学者知难而进,将词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再论宋代民间词

宋代民间词散见于宋人笔记杂书、词话、类书和词选集,搜集整理比较困难,遂为历来词论家所忽略;所以中国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和俗文学史都只谈到唐代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敦煌民间词。五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始提出关于整理和研究民间词的意见。他认为:“严格说来,我们所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形,即包括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他希望“若能够用上新观点来研究自然可以有更多的发见,给词史以一个新生的面貌”。八十年代初,笔者在《宋代民间词论略》中,通过对现存作品的初步分析,尝试探讨了宋代民间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点,粗略地描述了它的历史概貌。这篇文章曾引起词界的注意,而且几年之后还有一定的影响。但现在看来,文中某些论点已显得有些片面,尤其是从市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就觉更有必要作一些理想与材料方面的补充了。兹就宋代民间词的都市性特点、它的民间文学特征及宋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对民间词的态度等问题,再申论之。     

花蕊夫人宫词补考

关于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自北宋以来即有两说:一以为是前蜀王衍之母后小徐妃作, 一以为是后蜀之徐妃作。1946年浦江清已考证宫词为前蜀徐妃作, 但未对历史文献加以辨析。兹对文献辨伪, 并找出伪说之来源及其附会演变之情况, 补证浦江清之说, 论定所谓后蜀花蕊夫人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廖平经学思想检论

廖平是近世经学大师,其孔子改制之说间接地在晚清维新变法思潮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然而他将今文经学思想发展到极荒诞的地步:以孔子为素王,以六经为孔子因革改制之作,片面地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以《王制》统六经,进而以六经统全球,最后由“天学”建构离奇虚幻的“皇帝之学”。他的荒诞是高度学术水平上探求真知而出现的谬误,故为近世今文经学的终结者。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