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语言人类学视野下的濒危语言研究

语言人类学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又的一个边缘学科.语言人类学在产生之初主要是对"土著"后进民族的语言文化进行研究.在现阶段,语言人类学主要是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并力图通过对濒危语言的抢救与研究未保存人类语言的多元格局,进而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当前濒危语言研究的过程中,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其极具启示意义.     

鹤峰方言舌根音声母／η／及其丢失原因

北京话中／η／只作韵尾,而湖北鹤峰方言中出现了其作声母的现象。我们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描述,并分类举例说明。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一现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湖北鹤峰方言中舌根音声母／η／正呈逐渐丢失的趋势。     

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途径之一。民族地区新乡贤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群体,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也是参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多元主体之一。要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作有效开展,还应完善新乡贤群体参与制度,营造更加有利于新乡贤群体作用发挥的社会环境。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功能及调适研究——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

民间信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调适尤为重要。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整套民间信仰体系,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具有整合社区、教化民众、心理抚慰、文化传承等功能。科学认识这些功能并加以调适,有利于发挥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土家语交际功能的历时变化--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坡脚乡为个案

根据土家语调查材料,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土家语交际功能变化的历时过程,剖析了引起土家语交际功能变化的原因.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的中国化及其实践

关于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民族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民族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与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及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方面。同时,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划以及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具有重要意义。     

近50年来土家语研究述评

文章对近50年来土家语研究进行了概述,并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同时,文章也对土家语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