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反型脂肪这个杀手

食品制造商在千方百计清除一种会堵塞血管的脂肪。有许多嗜好奥里奥牌奶油巧克力饼干的人,无疑认为改造他们喜爱的这种曲奇小甜饼的配方是非常要不得的。他们却不知道卡夫食品公司资深技术主管彼得·威尔森 (Peter Wilson)正在干些什么。威尔森及其食品科研小组花了3万个小时,试图把人们熟悉并喜爱的奥里奥饼干变成一种吃起来跟以前差不多、但不太可能带来血管堵塞后果的饼干。困难的是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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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的性别暴力与发展话语

近30年来,社会急剧变化,戏剧性地改变了孟加拉妇女的生活状态。世代为公共领域所忽视和排斥的妇女,如今进入全球化的世界,深深卷入了国外援助、迁移、人口拐卖、工厂就业和都市化。加入劳动力、参与政府事务和非政府项目、向中心城市和其他国家移民的妇女人数猛增,提高了她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中的可见度。妇女现身于市场和公共空间,获得资源的机会增加了,能力增强了,但是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也因此成为极易遭受性暴力、职场压迫和宗教迫害的弱势群体。本文在当代性别赋权(empowerment)与发展话语的框架中审视针对妇女的暴力猛增的现实,指出孟加拉目前的发展政策试图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提高妇女的福利,而妇女实际上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面临着新的更严重的暴力。     

经济活动与人权相结合的两种方式

对于人权的要求,现代企业矛盾地既敏感又麻木。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言行不一的问题。不过,本文关注另一个,也是更为根本的困难问题。企图把企业社会责任背后的道德冲动转化为一种令人鼓舞的结果所面临的障碍,来自于如下原则之间的根本冲突,它们分别是推动那些用来保护某些根本权利的制度得以运行的原则和规范商业生活的根本原则。要回答这一冲突是否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整自己观察这一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将会充分尊重和保护这些权利和义务。解决根本权利之间冲突的某些方式建立在共识理由或功能理由之上,而这些方式可能夹带某种偏见。同时,另外的理由,例如建立在公民理由之上者,可能会提供充分的潜力来实现这些权利。检验人权要求与经济活动彼此协调的方式,因此就在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能否整合公民理由的需求。     

诗歌、歌曲和舞蹈的数字人类学根据及其美学意义

诗歌、歌曲和舞蹈作为交流的工具,超越了音乐的诸多限制.它们在传达某种信息上所需要的那种转换,实质上是以数字来表示的.本文所介绍的诗歌、歌曲和舞蹈的数字原则的应用,极好地说明了它们有着明确规定的数字人类学根据以及美学意义.     

芬兰“现象式学习”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专访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科丝婷·龙卡(Kirsti Lonka)教授

科丝婷·龙卡教授(Kirsti Lonka)作为芬兰“现象式学习”研究的权威专家之一,其深厚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学生的“现象式学习”与教师的现象式教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20年,龙卡教授在继承芬兰教育家玛雅利萨·劳斯特-冯·赖特(Maijaliisa Rauste-von Wright)教授关于“现象式学习”初始想法的基础上,带领团队为“现象式学习”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龙卡教授不仅在大学的教师教育专业为跨学科教学培养储备人才,使他们成为富有创造力、好奇心、跨学科素养和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未来教师,还主张要从学校管理者、日程安排、过程性评价和共享领导力等多个维度出发为学校顺利实施“现象式学习”提供支持。面对当前的改革和挑战,龙卡教授指出要特别重视教师在实施“现象式学习”这种新方法时产生的“情绪挑战”,这个过程会是教师发展抗压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以及社会与情感技能的重要契机。龙卡教授还论述了如何对“现象式学习”进行评估,并提出评估应该是多元的、全面的、面向21世纪能力的主张,这也为国际上希望学习芬兰“现象式学习”的教育者提供了思路。因此,此次访谈不仅对深入理解芬兰的“现象式...     

蒙古人的格斯尔崇拜

格斯尔是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斯尔>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随着<格斯尔>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流传,格斯尔形象在蒙古人心中也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他们崇拜的人物.蒙古人对格斯尔英雄的信仰崇拜,集中体现在风物传说、寺庙、敖包、祭祀、那达慕、家教等诸方面.这些崇拜既熔铸了蒙古人的审美情趣,又蕴藏着蒙古人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喜忧参半：幽默型领导影响员工行为的二元路径

幽默型领导影响员工行为的两条路径是:构建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形成促进员工工作投入的积极路径;放大违反规范的可接受性,形成增加员工越轨行为的消极路径。探讨幽默型领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边界得出:攻击性幽默风格和员工特质调节焦点在幽默型领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增加了太平洋战线,战争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此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援助中国,对华战略才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