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能力的测量与功效: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初步界定了测量动态能力的6个维度。为了验证此评测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文对国内29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并在探测性检验的基础上将动态能力的测量维度调整为市场潜力、组织柔性、战略隔绝、组织学习与组织变革5个方面。最后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基于363份有效样本,对我国企业动态能力的制约性因素,以及它对企业绩效的贡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动态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结构的影响,在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有限的贡献中,不同能力因子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家族控制的困境——基于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基于100份调查问卷,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家族控制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首先,强化家族股权的控制将有碍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其次,提高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集中度未能显著地改进企业的绩效;再次,家族企业主的授权策略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尤其是在大型企业,而关键岗位用自己人这一控制手段并没有显著作用;最后,家族成员对资金、采购和人事环节的控制并没有对家族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如果将市场业务交给熟人来控制的,则将削弱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     

创始人离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对创始人离任现象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现阶段一些企业出现了创始人离任的现象,不同的离任模式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创始人离任但受聘高管不离任以及创始人与受聘高管都离任,都将对企业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与创始人离任后期的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创始人留任但受聘高管离任,这种类似于"替罪羊"的离任模式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后续经营业绩,反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这些结果表明,创始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其留任行为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善意"的自我保护。     

经营能力、协调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解释企业绩效差异性时,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还是能力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结合治理机制与经营能力以探讨企业的竞争力,可以为深入理解企业的性质和成长差异性提供更为丰富的解释。本文立足于企业家要素,以能力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并基于国内283份企业数据,从经营能力和协调治理机制的单因素、多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统计检验了企业绩效差异性的渊泉。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对经营能力、协调治理分别进行考察时,这些因素的不同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当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时,经营能力的贡献则明显高于治理因子的作用;经营能力与协调治理之间存在较弱的互补性,并且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改进市场潜力而不是投资净收益。     

业务退出的动力机制

企业业务退出过程中各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制约了退出决策的顺利进行.本文认为,为了促进业务退出,企业除了应建立完善的经营体制和以董事会为首的内部监控体系外,更应该注意从企业管理层和公司战略决策层的角度,建立起一个战略业务退出的动力机制.     

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业绩期望差距与战略调整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权力主体的特征,即控股股东身份、CEO个性和来源,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随着业绩期望落差的扩大,组织为解决困境和规避利益损失,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越大。(2)家族控股股东在业绩期望落差扩大时,因面临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损失更高,通过战略变革而规避损失的动机和需求更为强烈,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随之提高。(3)开放性和外部聘任的CEO拥有更高的决策能力和行为自由度,从而强化了在业绩期望落差状态下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4)权力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越多,意味着实施战略变革所需的基础条件越充足,进一步强化了在业绩期望落差扩大时的战略调整程度。本研究充分表明了期望水平与权力主体特征在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重要性。     

经营期望与家族内部的权威配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在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经营期望水平时,业绩的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同时倾向于砺练最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2)在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经营期望水平时,超额收益越高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以实现家族王朝梦想,同时还会产生一种亲缘效应,即对核心家庭成员而不是远亲成员赋予更多的权威.3)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内部权威的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不规范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出于仁慈倾向于将具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威配置给有能力的远亲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     

期望差距与企业家的风险决策偏好——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探讨了期望差距与企业家创新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关联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1,在期望落差及历史期望顺差的状态下,企业家都将随着差距的增加而冒险地从事创新性活动、破坏性活动,但随着行业期望顺差的增加,冒险性行为则降低了;第2,企业家在落差状态下的破坏性活动的边际效应高于顺境状态;行业期望落差状态下创新性活动的边际效应小于行业期望顺差状态,但这种创新活动的边际效应在历史期望状态下则更大;第3,政治关联在期望差距与企业家风险决策偏好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尤其在期望落差状态下它更加遏制了企业家冒险从事创新性活动的动力,而诱使他们将资源配置到破坏性活动之中.     

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的动态关系——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

期望落差导致决策者倾向于冒险创新还是规避风险, 这仍旧是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创新是决策者的冒险动机与冒险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且这种作用还将受到企业内部冗余资源以及外部竞争威胁的制约.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 主要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期望落差所引致的冒险动机与可感知冒险能力的动态变化, 最终导致了企业决策者随着企业期望落差的递增而提升创新投入, 但拐点之后其冒险创新的动力则逐渐减弱;组织冗余在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即充足的冗余资源提高了落差状态下的企业创新投入;竞争威胁则在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即企业面临的竞争威胁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降低它在期望落差状态下的创新投入;最后, 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还显著地影响到企业创新投入的曲率及斜率的动态变化.     

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以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为例

要更全面地理解信任机制就应考虑到信任受托者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信任双方的关系、作用于信任双方的社会机制、信任媒介及信任的管理与动态演进.文章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的信任特征,并以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部分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