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自我创造与个人生活的目的

本文对"个人生活的目的"这一事关每一生命个体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哲学的反省.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个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突破时间、现象和个人意见,与某种超验的事物建立起联系,进入另一个代表永恒真理的世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个体生命失去了"自成目的性"而成为了普遍本质、先验人性实现自身的手段.现当代哲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便是阐明了不能还原为普遍共相的"个体我在"的独立位置.本文以现当代哲学所取得的这一根本洞见为基础,论证了个体生命不是为了某个在它之上的"更伟大的东西"而生活,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目的,"诗性"的自我创造而非皈依于普遍性的抽象实体,构成了个人生活的根本目的.     

“相互承认”与“人类团结”:社会批判规范基础的范式转换

社会批判是哲学的重要品格和重大功能,哲学进行“社会批判”,首要的问题是回答社会批判的“标准”和“规范”,即“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问题。抽象的“主体哲学”的思维范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从抽象的“主体哲学”思维范式转向“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思维方式,并把增进“相互承认”与“人类团结”作为社会批判规范基础的价值核心,这是当代哲学在反思和解决“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     

论辩证法的当代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辩证法是整个西方哲学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其发展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其后,经过漫长的演化与发展历程,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跃迁到体系化、概念化的层面,建立了蔚然壮观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大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立足于新的世界观,扬弃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成分,建立了辩证法的崭新形式,即实践辩证法,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重新理解“相对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应关注的重大课题

:“相对主义”是当代哲学极复杂的理论现象。其积极意义表现为 ,它既是“思想解放力量” ,同时又是一种“思想转化力量”和“思想建设力量”。应发掘和吸取它在哲学的自我定位、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和人的自我理解等方面的积极成果 ,并把它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和反思。相对主义由于其理论缺陷固然应由一种更合理的学说所代替 ,但要做到这点 ,其哲学观必然建立在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立的基础上 ,否则将毫无成果     

确立以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观——对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前提性探讨

本文首先指明正确的社会观是正确的发展观的思想前提。社会是发展的承载体,离开社会,就谈不上发展。其次本文指出以往的“实体化”的社会观的几种表现形式及其根本缺陷。认为几种“实体化”的社会观尽管表现不同,但其缺陷都在于把个人和社会置于抽象的对立之中。再次,本文认为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观正确解决了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最后本文指出,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观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思想前提与理论依据。     

混合文化中的哲学

人们认为跨文化的哲学对话能够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因为哲学对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此作者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文化差异”这个观念将很快过时。在他看来,哲学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本质上反应的而不是自主的学科。文章对海德格尔式的关于技术和现代性关系的解释提出批评,并给出一种杜威式的解释。     

乌托邦精神: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

我们提出的三个概念(乌托邦精神、人、哲学)通常被认为是没有相互关联的.但本文将表明,它们是紧密相关的,三者间贯穿着共同的本质或基本精神.乌托邦精神的人学价值意蕴“乌托邦”一词的历史由来与历史含义,可以说众所周知,它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和谐,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满足,愉快的劳动……等等,而乌托邦思想家则是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乐园的人.”翻开人类文化史,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与设计源远流长.但是,对于“乌托邦”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人们的态度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概括而言,人们的态度不外乎以下     

对辩证法三种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辩证法的理论基础是事关辩证法理论合法性 ,对于辩证法具有根本意义的前提性问题。但国内哲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解恰恰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本文即是要对这些严重的不足进行深入的反思 ,从而为辩证法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清除地基。本文分别对“自然主义范式”、“认识论范式”和“实践论范式”三种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探究了其各自的成败利弊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辩证法的“无根”状态 ,并在此基础上 ,指出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视野 ,探求辩证法的真实根基 ,已成为辩证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任务。     

论真理的社会生活本性

人们常从知识论的角度理解真理问题,而遗忘了真理极为重要的社会生活本性。我们认为,从哲学史上看,真理问题一开始就是与社会生活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它源于哲学家们对于“社会生活统一性”根据的寻求,但由于传统哲学所坚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得它的这种寻求不仅不能为“社会生活的统一性”提供充分的根据,反而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抽象化与虚无化。我们认为,只有破除传统形而上学“发现论真理观”,真理才能真正回归其社会生活本性,并为“社会生活的统一性”提供真实的基础。“创造论真理观”即是这样一种与社会生活的本性相适应的真理观,“创造论的真理观”所说的“创造”,并非单数主体的独白式活动,而是“主体间”的共同参与和创造,它意味着“主体间”的共同参与、论辩、妥协和商谈,因而“创造论真理”是一种在主体间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生成的社会性真理,具有鲜明的社会生活本性。     

“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

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流行甚广、影响甚大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整个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应承认这种概括有一定理论依据,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某种解释力。但是,任何普遍性的概括都不免以遗漏和牺牲具体性和差别性为代价,如果把上述哲学史演化模式绝对化,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那么就可能模糊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并遗漏重大的哲学问题。在本文,我们将通过对“认识论转向”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并列为两个独立发展阶段的观念是不严格和不准确的,相反,在所谓“认识论转向”后面,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认识论”并没有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实现相对于本体论哲学的“根本转向”,而是与本体论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使用“认识论转向”来总结近代哲学并以之与“本体论”相区别时,我们应对这种概括的特定意义和理论有限性保持清醒的自觉,以免导致对复杂的思想史的简化和对重大哲学问题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