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的生命悲剧意识与《游仙诗》——兼析“非列仙之趣”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的关系

作为郭璞《游仙诗》有机组成部分的"非列仙之趣"部分,从生命存在的视角抒写生命悲剧及其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通过反复探索,诗人选定了摆脱生命悲剧的途径:走高举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生命悲剧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主要不是因为世俗性的成败得失,而是生命悲剧所导致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人生价值的虚无。"非列仙之趣"部分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所写的学道修仙的思想基础和原因,而后者则是前者所选定的学道修仙人生之路的实际践行和结果。     

兴的分类、本义和起源研究述评

历史上对于兴的研究多集中在它的性质和界说上,“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在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同时,开始对兴的其他方面如它的分类、本义和来源等也进行了正式探讨。无疑,这是兴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本文拟就这后一方面对几十年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也许不无意义。先说分类。对兴的分类,虽可以上溯于唐代,唐代《诗格》将兴分为十四体,但正式给《诗经》的兴分类的始于朱熹。他将兴分为三类:兴而比、赋而兴和兴。朱熹认为前二者很少,而第三种则是大量而普遍的。他注《周南·汉广》三章都是“兴而比”。注“兴而比”是就两句合起来而言,分言之则第一句是兴,第二句是比。所以这一类实际上与单纯的兴还是一样的。他说的“赋而兴”,是就兴兼赋而言,是指兴与赋的融合。这类兴与单纯的兴在性质上确有本质区别,它的兴句与中心部分(即“所咏之词”)已经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意境,而不是单纯兴中那种比较简单的衬韵、比附、象征关系。朱熹之后,一些论者给《诗经》的兴分类也多采取这种方法。它在实际上已经朦胧地认识到兴在塑造诗歌形象和构成意境上的意义和作用,是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这是符合兴的特点和性质的,但他只是着眼于赋比兴的关系上,从它们之间的融合和分化上立论,而未能提出充分反映诗歌艺术形象构成特点的有关判断和概念,因而使之不可避免地带有缠夹不清的缺点。     

《九歌》同是对自然和人的赞歌

《九歌》是屈原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别具格调和特殊内容的抒情诗集。它是屈原在“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祭神歌舞,其辞则是宗教祭祀诗。《九歌》包括十一篇诗歌:第一篇《东皇太一》为迎神曲,最后一篇《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篇每篇各祭一神(包     

郭璞《游仙诗》研究的历史教训与启示

自《游仙诗》诞生一千七百多年来,其主题思想始终未能得到正确把握。造成《游仙诗》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不在作品本身,而在研究者的主观方面。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思维定势严重削弱了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和对材料的敏感性,在《游仙诗》研究中不能提出新问题和得出新见解;(2)对古人的观点和见解缺乏批判精神和理性分析,丧失了问题意识;(3)片面"重视"有关作品主旨的大问题,而忽略局部性的具体问题,在很多具体问题都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就力图一举破解主题;(4)《游仙诗》研究与郭璞的宗教信仰严重脱节。     

新旧两种观念交汇背景下的南朝爱情诗

产生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和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生价值观念转变这种新旧两种观念交汇背景下的南朝爱情诗,具有不同于前代爱情诗的新的思想内容,体现着某些新的思想意识:不仅多层面地抒写了对于爱情、婚姻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而且反映出这种感受和体验的性别角色差别,突出了女性心理特点和变化.她们通过对于自己命运的思考,朦胧感受到男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差别和不同态度,对为博取功名而牺牲爱情和家庭幸福的人生道路及价值观产生了朦胧的怀疑意识,说明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     

《诗经》战争诗思想特征浅说

战争诗是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共同现象,很多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战争诗。由于战争的胜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的和阶级的历史命运,由于在战争中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传统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民族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此外,还由于战争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全新的思想观点、解读和阐释的优势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整合,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理论的巨大意义。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关于神话的功利价值取向

我国古代对神话存在一种功利价值取向：在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在实际行为和典章制度中，往往把神话与人事结合起来，把神话所体现的超现实力量用于现实的目的，即利用神的神奇威力和本领去满足人的主观要求和需要，从而形成了将神话实用化的倾向。与神话的历史化相比，神话的实用化是我国神话发展的另一种重要倾向。它对神话的破坏作用比历史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

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农耕出现之前,一般说来,人类艺术只描绘动物而不描绘植物。“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这个著名的论断概括了人类艺术发展的重要事实。在人类进入以植物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时代以后,人们最初描绘植物的动机绝不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我国古代在诗歌中最初以“兴”的形式咏唱树木——这是艺术中描绘树木的最早的方式之一——就是如此。事实证明人们最初以树木为“他物”起兴,主要并不是出于单纯的艺术审美动机,而是有着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原因。我们研究树木兴象的起源就是要揭示这个原因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就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来看,以树木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是有关宗族乡里之思和福禄国祚观念的。前者如《诗经》中的《唐·有杕之杜》、《唐·杕杜》;后者如《周南·樛木》、《小雅·南山有台》。“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的这种广泛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它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