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文化禀赋比较的视角

文化信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差异性会导致不同的组织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博弈规则,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性结构确定.从中西社会比较视野分析,20世纪以来自西方"移植而入"的合作社经济之所以在中国命运多舛,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中国社会具有自主独立个性的"市场化力量"的缺失;(2)中西方文化禀赋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3)合作制序根基不同:关系信任与契约信任.文化是不成文规范,制度是成文规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学习西方社会组织化或合作化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器物层面(技术、工具)和制度层面(产权、组织、激励),而且还应看到精神层面(伦理价值观、预设、信念)的因素.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市场化力量的缺失:对20世纪中国合作社经济困境的一种诠释

合作社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或主体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简单说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而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社经济制度,在20世纪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概括而言,“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就在于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

〕1 9与 2 0世纪之交 ,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群从政治制度层面思考中国问题的“边际人”,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出新的趋向 :一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 ;二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科举制的离异。同时 ,这两种心态在救亡的驱逼下又外化出三个特点 :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浓厚的情绪色彩。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必然     

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生态:动态发展中的共存与互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转型"带来了"转型乡村社会"的情态。在此催酶诱化之下,乡村社会资本也就由"单质同一性"转向了"异质多元性"局面:既有传统社会资本,也有现代社会资本,更有处在亦新亦旧、新旧杂陈"中间状态"的社会资本。它们共同汇聚于乡村基层,使得社会资本生态呈现出"多元一体"关系中的动态发展。乡村社会资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表明,两者并非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同时也昭示出乡村社会应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建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狭窄选择。这就要求人们在对乡村问题(包括社会资本)考量时需要打破既成的"发展主义的思维范式"和"二元论"的思维取向,真正在破除"非此即彼"模式中去蠡测"转型乡村社会"的实在,惟有如此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     

资本市场:解决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问题的路径选择

资金投入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制度缺陷,致使我国农村传统融资渠道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初具规模为农业提供发展资金成为一种可能.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要切实转变职能,成为一个"综合协调者",出台各种相关政策,优化农业产业化企业的上市环境;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自身也要向资本市场靠拢,进行股份制经营,并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市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