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全力助推振兴大业——辽宁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侧记

辽宁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于1月22日至1月26日中午在沈阳召开,历时4天半。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了政协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政协辽宁省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九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合同纠纷管辖中履行地认定规则之辨析——以《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理解适用为中心

《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适用的关键，在于对该条款中“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和“争议标的”的正确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对前者的认定无须先行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进行补救，亦无须将实际履行地视为约定履行地，只须审查争议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履行地”的表述和该等履行地点是否明确；而后者不是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标的物，也不是争议合同的“特征性义务”，而应是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被告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并非其不履行该等义务转化为的违约责任。该条款仅“嫁接”了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中“标的物不同履行地不同”的法定区分，但两者的适用前提和基准有重大差异，并未实现所谓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则统一。     

基层数字治理的悬浮化及其克服之策

作为一种外在型的治理资源，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暗藏着数字化技术与基层社会结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数字技术凭借其工具性优势赋能基层治理时，也面临着来自基层社会的场域压力。基层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基层治理主体数字素养欠缺、基层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等诱发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状态，消解了数字技术治理功能实现的支持机制，造成基层治理的数字技术“负能”后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数字治理结构、提升基层社会数字素养、革新数字治理方式等路径，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融凝一体，助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     

冲突抑或融合：当前未婚青年农民工婚恋状况探析

借助全国调查数据和定性访谈资料，分析当前未婚青年农民工婚恋状况的基本态势，结果显示，当前未婚青年农民工婚恋的健康发展既因他们的婚恋观念更为开放而在性行为等多个方面面临诸多风险，又因他们的婚恋基础较为薄弱而在对象选择等多个领域经受诸多困难。     

宋代流人量移考

流人量移始见于唐代,因契合“刑罚差序格局”“恤刑观”“天下观”等传统法律理念,而得以发展与制度化。至宋,由律、敕、令、格、式、例与命令文书共同规制的流人量移法律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在保留唐代遇赦量移的基础上,宋人还增加了乞请量移的途径。但并非所有流人皆可据此量移,其还需满足适格主体、法定刑期与指定期间的法律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流人,多由中央与地方官吏共同确认后,交由地方官吏实际执行,一般以流放地为起点,向量移中心分等级移近。而关于量移中心与等级的确定,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规定。宋人对唐代流人量移规定的承袭与变迁,反映出最初制度设计理想与执行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亦可为唐宋变革论乃至流刑发展规律提供不同分析视角。     

空间距离对消费者反应的影响：综述与展望

消费者时时刻刻都处于空间内，持续不断地感知和体验各种空间距离关系。空间距离指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物理距离。空间距离在心理学和营销学等领域备受关注，关于空间距离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但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对此，文章通过梳理营销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文献，阐述了空间距离的内涵，梳理了影响空间距离需求的因素，总结了不同空间距离类型对消费者反应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