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水平下的新贫穷及反贫穷措施

一中国经济取得了震惊中外的成就，《八五》计划所提出的许多任务都将超额完成。原定的在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大约可以提前五年实现。中国大陆目前已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处于小康水平，而且这类地区今后五年会逐渐扩大，直至全国各地区都达到或超过小康水平。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小平同志八十年代初在提出用20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时说过，这是雄心壮志。在经济总量已经比较大的基础上，下世纪初用10年时间再翻一番，应…     

试论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与生态文化世界观和文化价值取向

古代文化世界观是一种建在直观体悟认识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活力论世界观,其文化价值取向主要包含文化价值的自然取向和文化价值的整体性取向两方面;现代文化世界观是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和数学基础上的机械论世界观,其文化价值取向主要是一种主体性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是对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的辩证发展,其世界观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发展基础上的自组织演化的世界观,其文化价值取向是对古代整体性文化价值取向和现代主体性文化价值的整合,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协调发展。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的比较分析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上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创造了辉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制,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近代,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等商帮一样遇到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本文拟从地理环境、经营领域、经营管理方法、商业文化、近代命运等方面,对历史上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现代因素,展望未来。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集体企业债务及其处理

一、集体企业债务及其处理原则集体企业债务是集体企业对其债权人所应尽的义务,它是根据一定的法律事实产生的,其中合同是产生债务的一种主要根据。从民法理论上讲,债是一种特定的主体之间     

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服务创新能力的模糊综合评价

在构建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服务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专家估计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数学模型,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服务创新能力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结果表明,所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有一定的适用性,它清楚地反映了企业服务创新能力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使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能够从深层次认识企业的服务创新水平,发现自身不足,并且对于正确制定企业服务创新政策和战略目标、改进创新管理工作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用批评：非洲文学批评的总体特色

非洲批评家往往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非洲文学批评,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学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将文学批评看成社会批评的一部分,强调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他们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采取最合适的方法。他们对文学形式本身并不十分关注,甚至将文学形式本身也看成是文学的社会因素的构成部分。     

事实客观标准的反思与安置

事实的客观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客观真实让步法律真实,法律真实又有被交流共识标准取代的趋势。然而,从中国现实的司法诉讼模式出发,三种标准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事实的客观标准需要重新安置。客观真实存在现实的操作困难,只能促进证明制度的完善;为了维护法治,需要树立法律真实标准的绝对地位,这在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中具有更大的价值;交流共识的标准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将可能更好地实现,是一种降低司法成本的方式。总之,事实的客观标准是语境化的,而不是依靠一种标准“包打天下”。     

基层纠纷解决中的司法知识划分与补给

司法知识可以分为普适性司法知识、地方性司法知识.但是,目前法官的司法知识主要服务于城市工商社会的当事人,普适性的司法知识仅提供给当事人一个法律答案.在乡村社会,法官的司法知识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个性需求,纠纷的解决缺乏良好的社会效果.改善合议庭的组成,引进具有地方性司法知识的陪审员;改革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增加民间法与基层司法的专门知识.通过司法知识的补充,实现基层纠纷解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