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译诗融贯中西——杨宪益的诗人情怀与翻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逐渐凸显,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由于他长期沉浸于翻译实践,鲜有谈及对翻译的看法与见解,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大量英汉、汉英翻译作品批评展开,尤其集中于《红楼梦》英译及鲁迅系列作品英译,较少有对他翻译思想的深层次、全面挖掘.为此,以杨宪益的诗人身份为突破口,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探讨其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关系,得出关于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启示,拓展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的现实维度,为当代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零度翻译与翻译偏离

刻意追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的“零度”翻译,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借用哲学上的“零度”概念,在从原作者的思维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这一复杂的过程中,信息损耗是在所难免的。基于钱钟书的“翻译距离说”和“后学”学者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本文从微观、宏观的维度分析了翻译过程所要跨越的距离,研究发现,距离造成译文对原文不可避免的偏离,只要这种偏离可以满足更高一级的要求,就可以被视作合理的偏离。     

汉语外位语结构及其翻译

外位语结构是汉语中常见的语言现象,由外位语和本位语组成。一些语言学家曾对其进行过描述,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参照国际语言学规范,他们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够全面。本文对该结构进行较为全面的描述,分析汉译英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并提出可行的翻译方法。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道德经》思想意涵的世界性意义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著作,《道德经》以与先秦诸子学说迥然不同的姿态,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心态、思维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道德经》言说方式的开放性与思想意涵的时代兼容性,彰显了道家核心思想概念的世界性意义,成为中国经典文化走出去、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典型范例。     

金岳霖“译意”“译味”观再解读

金岳霖在其哲学代表作《知识论》中,设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问题,从哲学家的视角开创性提出了译意和译味的概念,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范式。通过分析译意和译味的哲学基础,系统梳理了金岳霖翻译思想,并对其思想中有关文学作品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

西方现代翻译两大学流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各有其理论偏向:语言学翻译研究使翻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过强的功利性容易造成对翻译现象的误释和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而文化翻译研究由于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使得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从而使其失去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马建忠翻译思想之文化阐释

因一部《马氏文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维新思想家马建忠,于1894年冬向清政府上书《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力陈创设翻译书院、开展翻译活动和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但出于种种原因,马建忠翻译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本文拟立足历史文献,结合现代学理,较为全面地展开对马氏翻译思想全貌的文化解读,从文化战略考量的角度具体阐述作为马氏译论内在精神的翻译批评、"善译"标准、"名目画一"和翻译实业化等思想,彰显其在新时期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指导性意义。     

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研究

立足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关于翻译诗学的界定,分析杨宪益的中国典籍文献英译实践,从“可译性”的哲学思考、翻译的文化保真、翻译的读者观照和译文标准——“惟信惟真”等四个方面展开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的剖析,力争在翻译文字的吉光片羽中梳理、提炼出杨宪益秉持的翻译理念,为构建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韵的中国翻译思想体系提供典型样本。     

“国学重振”与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在西学话语、国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交织中,处于弱位的国学话语不仅是重铸国魂的文化途径,也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触媒和介质,要求翻译主体不仅要具备"打通"中西的能力,还要具备"参互"古今的文化内省能力,只有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才能面对业已出现的人才培养的困境,完成对翻译专业人才完美人格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