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中国(现代)哲学"自五四之际创建以来,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由于它采取了以西方哲学解释古典义理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上不可能并在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参与生活建构.古典义理学是传统生活的思想源,哲学是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但是,无论民间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都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因为人们并不能从中获得生活意义,而"中国哲学"因此陷入意义困境.     

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时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     

论和平函数与和平系数——关于和平程度的计算法

任何交往体的和平程度都是可计算的。影响交往体和平程度的两个基本参数是规则与执行,即如果交往事件被合理规则(x)限定得越多,或规则执行程度(y)越高,交往体的和平程度就越高,其函数为P=f(x,y)=xy,xy的值就是和平系数,亦即和平值。在运用和平函数时,虽然会因调查、统计的误差而产生初始数据与计算结果的误差,但它适用于一切交往体与交往事件;能反映交往体秩序受哪些条件制约;能为定量计算与预测交往体秩序提供基本公式;能反映交往体的有效组织程度与和平程度;能强化论证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还能描述社会转型期与国际政治的和平程度。     

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兼论“崇古逻辑”中的经济决定论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冲突中,中国屡败,国势日衰。在反思败因时,部分人士把责任归咎于传统文化,从而引发了反古思潮。反古思潮的逻辑非常简单: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和三者的因果关系为假设前提,以国势衰微为事实前提,由此展开推理,认为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但是,"反古逻辑"的两个假设前提都是不真的,因而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另外,虽然"崇古逻辑"与"反古逻辑"看似相反,但实质完全一样。     

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来临——基于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的变迁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技术进步使人类具有了超越领土与地缘的空间限制而进行财富生产和战争的能力，从而使财富生产方式和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并使人类进入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在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与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即权重越来越高，而传统的领土占有与地缘控制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在经济上，中国、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分别是后领土时代来临的正面或反面案例；在军事上，海湾战争是后地缘时代来临的弱信号，而俄乌冲突则是强信号。但是，人类仍局限于传统领土观与地缘观，导致诸如俄乌冲突这类本可避免的地缘冲突的发生。     

过度竞争下的“自杀性社会”——基于技术挤压的分析和预判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大量替代构成对劳动力的挤压，这导致在与资本的博弈及财富分配中，劳动力的博弈能力下降。这一博弈关系的变化预示着人类未来生存状态的某些变化：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内卷越来越严重，尤其体现在就业、财富分配和教育方面，从而导致多数人的包括获得感、自我认可与社会认可在内的生活快感严重降低，甚至连终生学习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竞争与内卷相互加剧到一定程度即过度竞争，将突破越来越多人放弃某些合理人生目标的临界点，使他们选择降低目标并减少努力的代内“自杀”和减少甚至放弃生育的代际“自杀”的人生策略与行为，从而形成“自杀性社会”。目前看来，尚无破解“自杀性社会”的有效策略。     

行走在人与超人的边界上——一个外行关于人工智能的初步思考

作为物质功能的衍生,人工智能是可能的,其重要功能是生产虚拟世界。以"能量+信号"为基础概念,可以理解虚拟世界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同质性,世界的本质是能量所支持的信号。由此推论,人的所有器官都可替代,成为超人,而人的本质是"灵魂"。同时,由于一切信号可无限供给,不会产生稀缺性和区别性,所以,超人既不会死,也不需要对信号产生情感,成为"上帝"。于是,超人世界没有苦难,似乎完美,但这种完美其实并无意义,其本质就是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