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之关系

三十年代学子对新文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注意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新文学的历史渊源。他们的看法尽管不尽合理,但毕竟注目于远因和近因了。而五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新文学史版本,却截然以“五四”为界,勾划了新文学运动三十年(1919至1949)的模样,不免使人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突如其来”之感。到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又都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也仅在《绪论》或《导言》中作简要的说明。最近,樊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那些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应该如何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历史特征”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1.)笔者在本文中,试作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应该如何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历史特征”。     

人类·历史·文化——关于妇女理论框架的考察

作为社会问题主要矛盾之一的妇女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历了三次大的辩论:第一次是戊戌变法时期关于妇女人权的论争;第二次是辛亥革命时期关于妇女权利和责任的论争;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半个世纪以后,这些问题均已基本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三十多年来,由于我国妇女经济地位的转化,而为男女之间平等民主尊定了发展的基础。有一组数据可资说明:(1)男性与女性在业比例(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我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在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1.94%,占劳动适龄人口(按国际标准计算男子15至59岁,女子15至54岁)的90.92%;在业     

全国建安文学讨论会在安徽毫县召开

五月四日至九日,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名专家、学者、研究工作者,聚集一堂,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 关于建安文学的现实意义。不少同志认为,建安文学所表现的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对于经历十年动乱后的今天,有着“以古鉴今”的教育作用;有人指出,曹氏父子不     

中国新诗起始驳议

1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新诗之出现,亦然。由旧体诗解放为新体诗,乃是近代社会革命思潮在诗歌领域的反映。就诗歌而论,它是针对旧体诗的内容和外形的反抗而言的。因为旧体诗(主要是唐宋以来的格律诗),已经造成了自我樊篱,囿于狭小的天地。就连以卫道著称的学衡派的胡先啸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之诗,……在旧文化中,恐更难有拓殖之余地也。”(《评尝试集》)而新诗运动的主旨则是“诗体解放”——既解放形式,也解放思想,以求和世界的潮流吻合,唱出时代之歌。     

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史分期疏议

本文认为,90年代以前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分期,大体有三种类型,反映出三种文学史观和编作方法：（一）承认文学历史与社会历史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文学的演变史是文学本身的逻辑发展过程,虽然同时受社会变动的影响,但文学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与朝代更替“整齐划一”。（二）视阶级斗争规律支配文学发展规律,阶级斗争史即文学发展史,因而文学发展阶段可以和朝代的更替“整齐划一”。（三）把文学的演变史看作是文学服务于社会历史的过程,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使用和发展的,文学的特征便是被使用的表现,因而由“作用’的发展反映文学的变化。90年代以后,虽有新版本出现,立论新颖、眼光独特,但尚未完成科学化的文学史体系,仍是一部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过渡之作。     

在新的水平线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评述

不同寻常 1985年5月6日至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举行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三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以“创新”为高标的第一     

双星同曜——论艾芜、沙汀的文学创作

文学领域是一个广阔的天宇,作家仿佛是缀满蔚蓝天宇的群星。但是,正像郭沫若在为《星空》诗集写的《献诗》中所说:“有的是鲜红的血痕,有的是净朗的泪晶”;有的闪烁,有的暗淡。然而我在这里提及的两位四川籍作家:艾芜和沙汀,却是两颗晶亮的相互辉映的星子。他们在三十年代初联袂登上文坛,始终星辉同曜。他们的比肩并存,共同战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人们在仰观这两颗闪闪发光的星子,按迹循踪,探索着他们创作的秘密。文学史家常常以并列的手法来称道他们;评论家也往往热衷于指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