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的新发展——兼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

在公益诉讼扩张的背景下，由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具有公共属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新发展应运而生。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近期召开的二十大要求相契合，且各地已经对此展开了相应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其保护对象范围不全面、诉讼主体顺位不明确、调查取证存在困难、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争议，制约着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对此，需要科学划分其保护对象的范围，合理厘定诉讼主体的顺位，有序化解调查取证的难题，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此来优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权力”理论

在种种文化现象中辩认权力操作的运行机制,是文化研究最为基本的着眼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在这一崭新的理论空间中具有奠基性的重大意义,而从西马到后现代主义的诸种权力学说则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其致思取向,在对权力支配与反支配之种种策略的深刻透视与辨析中,将现代社会权力问题的复杂性展露无遗,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理论偏颇.     

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

人类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社会发展系统自我检视和自我修正的良机。后疫情时代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在疫情危机下的阶段性表现，也是发展的新环境、新起点。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但在新旧常态交织的后疫情时代，发展的互联性、高风险性、即时性、反思性等特征尤为明显。对这些发展特性的深化认识，是我们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问题的总抓手。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明确后疫情时代发展的思路和走向，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践达致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面对新冠疫情的现实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凝聚发展共识，协同打好全球抗疫战，争取以更为稳健、更有韧性的发展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疫后世界。     

何谓叙事医学的哲学基础——基于主体间性的审思

风靡世界的叙事医学大有取代循证医学的态势,其哲学基础是学界急需探讨的重要议题。卡伦提出主体间性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核心内容会面临无法解决的三大难题：主体地位的不确定性、主体间性自身的悖论、医患个体的主体抽象化而曲解的医患关系。只有吸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生命间性,从马克思关于生命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辩证分析中完成对主体间性的超越,才是医患共情并共同决策的叙事医学之哲学基础的核心内容。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东科克尔村》解读

“东科克尔村”是英国萨默塞特郡的一个美丽村庄，曾是Ｔ·Ｓ·艾略特祖先的居住地。诗人的祖先于１７世纪离开东科克尔村去了美国，并从此在美国扎根发展家业；而诗人在美国度过大半部分的青少年时期以后便到了英国，并从此在英国定居。因此，这就好像形成了一个循环。Ｔ·Ｓ·艾略特于１９３７年８月来东科克尔村凭吊祖先的时候，一定对此有所感慨。事实上，这也正是诗歌情绪上的切入口①。第一乐章的首句，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座椅上的格言“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颠倒成“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这显得像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