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1-2017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媒体报道、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媒体报道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2)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企业,媒体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样本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媒体报道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调节器的理解,而且指出企业可以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从货币理论看我国就业政策的选择

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中性抑或非中性,这一直是货币经济学乃至宏观经济学领域里一个历久不衰的热点问题,也是货币政策选择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派都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历史变迁--略论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

国际舆论环境是当今国家"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通过概括几千年来西方中国观的变化,探讨中国国际舆论环境变迁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影响西方的中国观的四个因素:第一信息不足、不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给正确的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第二非我类民族偏见的影响和制约着正确的西方中国观的形成;第三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自身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第四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是否有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     

国际化应用型创新人才评价体系构建

随着经济的发展,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国际化人才已成为高等院校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何评价高等院校所培养学生的质量及其社会适用度却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角度出发,借助平衡计分卡工作原理,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研究国际化应用型创新人才评价体系的构建,从而解决在国际化大背景下,高等院校所培养学生的评价问题,也为社会选择、选拔人才提供可供借鉴的评价手段与方法。     

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述评——兼论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

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使农民合作与组织起来,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农村有着重大意义。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分成"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两部分。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对农民合作的概念界定并影响了研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因而有必要对农民合作进行定义与分类。农民合作是指农民为了解决在生产、生活中碰到的仅靠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与其他农民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以实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社会互动过程。从形式上可将其分为"社会交换式合作"与"集体行动式合作"两类。     

客观看待四川农业占比

<正>四川沃野千里,农业在全省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的同时,农业产业升级步伐较慢、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相对凸显。有观点认为四川应该进一步降低农业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以便加快前进步伐。但笔者认为,四川农业肩负重任,比重也处于合理区间,应以更深刻、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农业对稳定以及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石作用。     

人工智能发展、地区差异与就业影响

文章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两大类，在地区划分的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实证分析了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总量及各分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发达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总量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其在欠发达地区的促进效应；发达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对其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抑制效应与对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的促进效应均大于欠发达地区。     

技术治理视角下我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然全面展开，技术治理的技术应用快速更新，但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治理技术水平仍需提升。技术治理和技术应用的耦合是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效能提升的关键。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主体性价值、安全防范等，最终形成“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治理框架。     

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传统生态观特点

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形成采集狩猎的生计方式和独特的传统生态观。其生态观保留着适应山林生活、满足狩猎生产需要、根植于原始信仰的特点，可以为当代环境保护提供一定的思路，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文化财富。     

民事公益诉讼的新发展——兼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

在公益诉讼扩张的背景下，由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具有公共属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新发展应运而生。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近期召开的二十大要求相契合，且各地已经对此展开了相应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其保护对象范围不全面、诉讼主体顺位不明确、调查取证存在困难、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争议，制约着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对此，需要科学划分其保护对象的范围，合理厘定诉讼主体的顺位，有序化解调查取证的难题，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此来优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