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国家身份之话语建构策略

话语所具有的生产乃至重构社会实在和社会关系的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成为展现、塑造和构筑国家身份的最基本、最便捷、最经济,也最具有感染力和凝聚力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国家身份话语的建构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基础与认知基础,据此,通过考察分析大量外交语篇,可以得出国家身份话语建构所要遵循的主要策略,即“择优定位”策略、“发话主体导向”策略、“群内成员关系”策略以及“亲缘化隐喻”策略.     

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发挥

大学生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资源,研究生是大学生中的精英群体,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应该以过硬的专知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优势,也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导师要了解掌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严格要求学生遵守道德规范,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风、优良的品质,全面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文艺学移动的边界与坚守的空地

高校通用的文学理论无力解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代文化现实,文艺学急待重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有些中国学者提倡引进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从表面看是恢复了文艺学与社会的联系,实质上却泛化了文艺学学科的功能,使文艺学陷入消亡的危机.这里着重指出文艺学扩展边界的同时应坚守文学研究的诗意理想与人生审美关怀.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杜甫七律被后世奉为法式,影响至深,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七言律诗创作也得到明清人赞赏,但他倡言"诗必盛唐",尤其对杜甫崇奉备至,力追心摹,对杜甫七言律诗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却未引起学界注意.李梦阳七律对杜诗的承继与学习具体表现在题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及对民歌的态度等方面.当然,李梦阳在模习杜甫七言律诗的同时也在题材的扩大、艺术技巧的求新、诗歌风格的别样以及以民歌入诗等诸方面有所创新.     

货币政策:科学还是艺术——兼论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货币政策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科学原则作指导.但货币政策的实时决策又是极其复杂的,需要中央银行家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也即货币政策的艺术性.文章详细分析了货币政策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具体表现,认为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在实践中是难以分割和同等重要的,好的货币政策总是需要好的政策实施者,需要将科学性原则与中央银行家们的决策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动荡不定,国内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适时适度把握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是我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试析新王国时期努比亚的埃及化

进入第二中间期,古埃及人在驱逐希克索斯人之际,发现希克索斯人与努比亚人有意结盟,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帝国梦想的实现,更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们对努比亚连连发动战争,结暴努比亚沦为古埃及的殖民地。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努比亚,埃及对努比亚实施了一系列同化政策,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最终使努比亚完成埃及化过程。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错位”探析

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错位”现象。从表面上看,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深层次依然保持着古老而沉重的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传统生活的经验主义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种强大的文化障碍,影响着真正的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生成。从根本上修正这种“文化错位”,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承接。     

论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和关内沦陷区工矿业发展

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矿业被分割为两块:以西南七省为代表的西南大后方和以华北华中地区为代表的关内沦陷区。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在两地大力发展工矿业作为支撑战争的必备条件,这两个地区成为中日两国战时经济对峙的区域。两地工矿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

二十四年前的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学院诞生30多年以后首个院级研究所,即西北民族研究所(此之前在"十年动乱"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