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的统一、协调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协调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经验,对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关系演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合配套改革与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

文章首先对综合配套改革的含义进行界定,通过比较以往改革模式确定综合配套改革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分析其辐射效应及其极化效应.基本结论是,首先要在增长极内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空间集聚——探寻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摘要］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FE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理论分析显示,在初始经济封闭的大国,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及产品种类的增加,所占份额较大的低（高）生产率企业更易形成空间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从而利于该国经济增长。中国1978-2010年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企业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多样化产品偏好的强度及集聚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     

天津滨海新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开发建设滨海新区,是1994年天津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从服务环渤海及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结合天津改革开放实际作出的一项跨世纪发展的重大决策.经过天津市上下十几年的奋斗,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将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全国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由此,天津滨海新区进入了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积极主动地承担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的任务,是天津滨海新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获得进一步发展和服务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义、政策设计和动力机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际．国务院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和成都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的重要举措。正确理解和把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义、政策设计导向和动力机制．对搞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若干城市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竞争力相关关系研究

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科学地考察和研究城市建设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有利于城市政府制定正确、积极的城市建设发展战略,有利于保证和促进城市社会的发展。本文首次提出反映城市全面进步的“城市竞争力”概念及其测度指标。在对所搜集的大量数据进行科学处理的基础上,运用“主成份分析”等数量分析方法,对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反映基础设施和城市竞争力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而以天津为重点实证研究了城市建设对城市竞争力的带动影     

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土地市场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房子商品化逐步推行,开放城市土地市场已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但为什么要开放城市土地市场?社会主义城市土地市场的内涵和内在调节机制是什么?它具有哪些基本的特征?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探索。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空间传导机制研究

制度创新及其空间传导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旨。国家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为了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以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带动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必须要考虑空间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模型的影响。     

创新驱动下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解释

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探寻创新驱动下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微观基础。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估计、格兰杰因果关系、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方法研究创新驱动下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规模经济和知识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为知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次之;(2)短期内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3)长期内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则由于拥挤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存在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但至今仍处于试点阶段。对此,已有不少文章对其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影响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深层原因和对策提出一些不尽成熟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