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生态城市建设探讨

基于对绵阳市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结合城市化进程与绵阳市情，提出了生态城市是绵阳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天蓝、地绿、水清、人和”是绵阳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探讨了绵阳生态城市建设对策与措施。     

人的差异与嫉妒

人的差异与嫉妒易小明，陆升合康德在其《道德的形而上学》中提出了嫉妒的完整定义。他说：“嫉妒是忍着痛去看到别人幸福的一种倾向，是一种间接的、怀有恶意的想法，也就是说一种不满，认为别人幸福会使本身的幸福相形见绌，因为我们懂得在衡量幸福时，不是根据它的内在...     

道德本质新探

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而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迄今尚处于争论之中。把关于道德的基础或根源问题规定为道德的一般本质,而将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特殊规定性问题称为道德的特殊本质。该文认为,在道德的一般本质问题上,应该区分道德存在发展的目的因和动力因,正确理解人的需要是道德的目的因,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是道德的动力因。作者还从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道德的特殊本质,对道德本质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柱前衍生化高效液相色谱等度洗脱分析单糖的方法建立

以1-苯基-3-甲基-5-吡唑啉酮(PMP)为柱前衍生化试剂,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等度洗脱分离分析5种单糖的方法。采用简化的衍生化方法,在流动相:乙腈-醋酸盐缓冲液(0.1mol/L,pH=5.5,V/V=22∶78)的色谱分离条件下,5种单糖衍生物可以达到基线分离,检测限分别为0.54～0.90ng,也对方法的线性范围、精密度、稳定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中西传统伦理文化关于道德本质认识之差异

如果以道德的一级本质为基点,对中西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比较,那么,道德本体论恰是中国伦理学传统的主流;道德工具论则是西方伦理学传统的主脉。道德本体论视道德为宇宙之本体,视人为道德之工具,强调道义的至上性与超功利主义。与之相对立,道德工具论在人与道德的关系上,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在历史与道德的关系上,坚持历史本位主义,肯定道德作出适度妥协的合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

在近代中国 ,铁路外债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 ,对于铁路外债关注的群体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早期仅有薛福成、马建忠等少数知识分子和个别的洋务官僚关注铁路外债 ,而到了清季 ,尤其是到了收回利权运动期间 ,铁路外债几乎波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① 。 1 90 8年 ,天津《大公报》上有一则评论就此前十年间民众对利权问题关注的历程作了这样的概括 :　　十年以前 ,我国民对于内政外交 ,举蒙蒙昧昧 ,无一毫判断之智识 ,无一毫直接之感觉 ,故丧地辱国损权失利之事纷至沓来 ,而我国民鼾声犹浪也。十年以来 ,外患日亟 ,内政日纷 ,国中有志之士相与…     

实践思维方式与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实践思维方式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和人类生活本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真理。实践思维方式强调思维的相对性、批判性、开放性。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实践思维方式,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与各个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执政理论建设要求我们贯彻实践思维方式,研究党的执政规律。     

人才短缺绊住文化产业

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已成为文化界和企业界人士的共识。然而,当我们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却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正面临着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的危机。由于我国大部分文化部门长期以来都是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文化业务部门中选拔上来的,因而大多数管理人员往往是本部门的业务尖子,但缺少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和市场运作的实践,其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对非盈利组织的管理模式。当一部分文化部门实行产业化经营之后,这些部门的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现象马上就凸现出来。以文化产业中的传媒业为例,目…     

试析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及其变化

1935年之后,在毛泽东的意识与话语叙述系统之中,一直将长征和红军主力的大转移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将中央红军视为长征的主体,并不包括此后红二、四方面军的北进与会师。晚年毛泽东逐渐修正和改变自己以前对长征主体的认识与界定:长征是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不单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长征史研究范式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过于偏重中央红军而相对忽略红二、四方面军的“偏荣偏枯倾向”,进而以红军三大主力为主体,重新建构完整的长征史研究体系。     

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