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     

通识选修课《公司理财与报表分析》建设

<正>为进一步加强对全校性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规范化管理,提高选修课的教学质量,充分调动各学院及广大优秀教师开设公选课的积极性,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通知(2008)第33号发布了《中国矿业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试行)》。《公司理财与报表分析》课程作为管理学院申报的经济管理类稳定性通识教育选修课受到了学校教务处和管理学院的重视,     

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

土地改革是进入现代化的门槛。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土地改革置于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背景下,分析世界不同国家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的历史制度底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家户制、俄国的村社制及其农奴制、拉美和南非的庄园制及其农奴制分别为以上三类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历史制度,并规制着其改革进程、特点和成效。土地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分”,但不可能简单地“一分了之”,其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传承下来的社会组织制度原型不是一夜之间的改革能够改变和改造的。     

世界经济的长期性课题

1.四个长期性课题继繁荣的1988年之后,1989年世界经济也呈现出顺利发展的势头。然而从长期看,仍面临着国际收支不均衡、南北差距扩大和资金倒流、人口增长以及环境破坏等课题。其一是国际间尤其是大国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美国的巨额贸易收支赤字和日本的巨额盈余在强化美国经济的保护主义倾向的同时,也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其二是南北差距依然严重。这明显地表现在累积债务达到了1988年底的1.2兆美元。再从最近国际资本的流动看,已不再是1984年以来由北向南流动的格局,而是出现了由南向北的所谓资本倒流的现象。其三是南方     

羊群行为实证方法综述及其验证

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实证研究一直是证券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回顾了LSV法、PCM法、CH法和CSAD法等羊群行为实证研究方法,并运用CSAD法对上证180指数的样本股票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内,上证180指数股票呈现明显的羊群行为特征,本文还就有关结论与已有文献的差别做出了说明.     

宗教规范与行为选择——粤东天主教村落中地下六合彩的人类学考察

天主教伦理是反对一切赌博行为的,论文论述了在遇到高赔率的地下六合彩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不同反应,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宗教道德的脆弱以及市场经济大潮对信徒观念的冲击.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与财政政策导向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表达了通过调整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良好意愿。这一目标,既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又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相适应,堪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科学决策。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对于贯彻落实初次分配公平的目标,"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有着积极作用。     

"拉美化"与拉美新政

"拉美化"是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一系列问题的总称,这些问题的累积,导致拉美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发展危机。为克服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消解反而加剧了拉美地区的发展危机。近年来,拉美左派政府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促使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公正和发展的积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