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产权科层分析

农地产权科层包括三个层次,即国家层次、集体层次、农户层次。国家层次规定整个农地的制度框架,集体层次负责当地农地的经营管理,农户层次具体实施承包土地的占用。三个层次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权科层系统,其效率取决于各个层次产权内容的静态安排,也取决于系统的动态演化。运用农地产权科层模型对我国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个层次都存在问题,整个科层系统的动态演化功能也严重弱化。解决方法是提高农户层次的产权质量,约束集体层次的产权边界,提升国家层次的规则等级。     

低碳产业园区的建设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常州武进高新区为例

低碳产业园区是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武进高新区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实践的分析,总结了低碳产业园区的建设模式和框架,指出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应在低碳化能源、低碳化产业、低碳化生产、低碳化消费、低碳化排放等层面系统展开,才能实现低碳产业园区的生态低碳化,同时对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     

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创新的理论探讨

本文作者在对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理论和政策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论，指出我国农村土地具有复合所有制的本质特征，并从农地特性、农地所有制的历史变迁、农地所有制创新的政治风险和改革成本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应该是也必须是复合所有制。     

土地市场化是否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于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利用2003～2008年间我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重点考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藉以探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土地市场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直至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25.33%。当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25.33%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当土地市场化水平大于25.33%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由于中国目前相当多的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低于这一临界值,现阶段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正向作用阶段。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加大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配置土地资源中的作用,努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以尽快跳出土地市场化的"低水平陷阱"。     

土地征用:均衡与非均衡--对现行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分析

本文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经济分析,重点分析土地征用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在构建土地征用均衡分析框架、探讨土地征用均衡与非均衡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土地征用非均衡产生的诱因,并从政策层面上探讨实现中国土地征用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举措。主要的研究结论是:政府的土地征用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但土地征用也存在政策失灵的可能,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现阶段我国土地征用已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态势。为最大限度地避免土地征用的政策失灵,实现土地征用由非均衡向均衡的转变,我们需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建立有效约束机制,避免政府暴力潜能;打破政府土地征用垄断坚冰,允许非农建设用地入市。     

人力资本、连带关系与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基于扬州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不仅取决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而且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利用城市弱连带的社会网络.本文重点讨论人力资本、连带关系对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失地农民拥有较高的为城市生存所需的人力资本且能够有效地利用城市社会的弱连带网络时,失地农民才能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才能在认知以及行为上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因此,对失地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为城市生存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失地农民提供更方便的城市社会网络服务无疑有助于提升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进而有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的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性质发生变迁.1978～1992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地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农民并不拥有多少剩余控制权;1993年后,农民不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而且获得了剩余控制权.与第一轮土地承包相比,第二轮土地承包赋予了农民更长的承包期,并在农民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长因而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基于农民产权认知的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来自江苏南京的数据

调查研究表明,在江苏南京,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现行征地制度不满,征地矛盾比较尖锐,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土地产权认知是影响农民对土地征用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认知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农民征地意愿的分化,且当土地产权更多地指向农民时,农民反对土地被征用的意愿更强烈。因此,必须根据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改革和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特别是要在征地政策中凸显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