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学的前前后后

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们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批留美幼童在各自的领域戮力推动着中国近代化进程。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2月）一书，详细披露了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不平凡历程。下面摘选数节。以飨读者。     

《东方老墙》

成吉思汗是一个草原的儿女。他所建立的帝国,是一个散发着原始生命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 蒙古帝国和中原王朝的风格迥然不同。礼仪三千的形式主义,在草原是见不到的。     

论钟嵘《诗品》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

南朝刘宋文人颜延之在当时地位很高,时称“颜、谢”,即将他与谢灵运并推为刘宋文坛一代大家。后来又有元嘉三大家的说法,则在颜、谢之外再加上鲍照,将三人并举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诗歌的代表。可见颜延之的诗歌本是元嘉诗歌乃至整个南朝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存颜诗主要是五言诗。这些五言诗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抒写自己的情怀,或借咏古以自况的诗;另一类则是朝庙应制之作。前一类作品的思想感情厚实一些,后一类作品在语言形式上的讲究突出一些。前一类作品大都作于元嘉十一年他被迫屏居闾里之前,后一类作品则较多作于元嘉十一年之后。颜延之比较为人称道的多是前一类作品,而对当时人和后代诗人影响较大的多是后一类作品。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而言,作为元嘉时期鼎足而立的一个诗人,颜延之毕竟还是有自己的比较统一的诗风,可称之为颜延之体。无嘉十一年以后所作的那些朝庙应制之作,无疑最能体现颜体的特点。     

传统诗学情范畴的一度转换及其意义

人有喜、怒、哀、乐,个人的喜、怒、哀、乐又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所以情本质上是个性化的。《礼记·礼运》说人之情“弗学而能”,是天生的,所以情本质上又是本能的。吟诗作诗是一种个体行为,出于人释放感情的本能需要。抒情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以诗为主要样式,抒情又是古典诗歌主要功能特征,很自然,情范畴便成了传统诗学主要范畴之一。 一 饶有意味的是,传统诗学一开始就完成了个体性灵之情向社会伦理之情的一度转换,或者说一开始就重视社会伦理之情而贬抑个体性灵之情。原因有二。首先因为中国古代诗人原由广义的史官分化出来。《国语·周语》载召公语曰:     

孔子的功利诗学观及以情为教

孔子评论《诗》,着眼于《诗》的教育对培养仁义之人的功用。其中兴观群怨说受事父事君目的的统摄,道德与政治功用的意图十分明显,"思无邪"也体现孔子本人的学《诗》方法,即以"思无邪"为一观念要求,学《诗》中对具体内容的理解主观上都要符合这一观念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中庸思想,重点在以礼规范情。从审美看,这能使普通情感升华,使情感表达维持比较理性的控制。"文质彬彬"无论就人就文,都应是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审美追求。孔子更看重质,后代诗学难以兼得而需有所轩轾时,一般也是质重于文。孔子论《诗》不见情的概念,但功利诗学的核心恰在以情为教。     

回归历史、实证方法与重写文学史

历史方法有两层涵义：一是认为文学深嵌于历史之中，在历史时序框架内考察文学；一是找寻文学自身时序框架，考察文学本身发展规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思路。与历史方法相适应并成为其学术特征的是实证。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不可能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实证方法，而主要应回归一种实证精神。这与几年来一直在呼吁的重写文学史主题显然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各种具体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内展开，而重写文学史工程也因此有了更为精致而实用的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