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中国翻译》杂志1986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的文章。这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尤其是新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英文“East turkestan”一名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属于地理科学范畴,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Turkestan”一名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构成的,即“Turk”和“estan”。“Turk”一名为突厥语,它最初只是一个姓阿史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一词始用于汗国中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逐渐     

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

本文认为,蒙元时期蒙古语长方形圣旨牌文字aldaqu ükügü是固定词组,表示"处死"之义.文章指出,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所述"按答奚"为"杀",与蒙古语aldaqu对应,其中的"奚"字对音不确,该用"忽".彭大雅对这一词组的解释更是断章取义,以后者"死"替代前者"罚",把"罚"当成"杀",颠倒二词之义,导致惊人的大错.     

对东汉黄巾教团的重新认识

张角等人利用“黄天”(中黄太一)信仰排斥来自各地流民原有的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以此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从而建立了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黄巾教团。与地方性民间信仰敌对的黄巾教团,更愿意靠拢或者说攀附儒家谶纬经学,以此获得更多的神圣权威和信仰资源。东汉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与儒家“党人”之间利用私通黄巾教团的罪名彼此攻讦,加剧对黄巾教团信徒的宗教迫害,这一不恰当的宗教政策直接引发了黄巾起义。以往的黄巾起义研究,常将黄巾教团的宗教活动仅仅视为农民起义的准备;今后可以从宗教学等新的视角切入,对黄巾起义和黄巾教团进行扩展性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增加了太平洋战线,战争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此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援助中国,对华战略才发生转变。     

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研究

从防范和应对的角度研究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高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有力支持。以2007-2012年间遭受反倾销诉讼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内部审计质量越高,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信息证据越有效力;内部审计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互动能够提高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论现代科学的概念运算子

译者注:一九八二年九月,著名的苏联哲学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功勋科学工作者、以列宁命名的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斯宾里达诺维奇·科特整整七十高龄了。科特教授主要从事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苏联,就是在国外,也是很知名的。多年以来,科特是与《哲学问题》杂志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哲学科学》杂志的主编。弗·斯·科特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活动得到了高度评价,前不久,他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哲学问题》编委会和编辑们决定发表弗拉基米尔·斯宾里达诺维奇·科特的这篇论文,表示对他七十诞辰和他从事科学教育、社会政治活动五十五周年的热烈祝贺,祝他获得更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健康长寿和幸福。     

历史学家面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忧虑便普遍存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期望战后的世界不要完全不同于战前的秩序。战前的迹象表明,人们同时也在作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在历史学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德国学界的国际交往在继续,并且呈扩大的趋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友谊变成了仇恨,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针对它们的历史学家。战争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两种文化间的战争。一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立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不论战前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分歧多么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尽管这些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突出。然而,毫无疑问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双方之间,分歧与一致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战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很小,历史学家都不愿接受战争带来的新的现实。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发生联系;由于抵制变迁,德国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和国际学术界无关。     

试析汉初儒士的主体自觉

由于秦朝的统治严重影响了儒士,所以汉初之时,儒士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用儒家学说来积极推进汉初的统治,从而使儒士能在汉朝的统治中彰显出自身的人格境界和社会地位.     

对当前新疆物价形势的分析与思考

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供求基本平衡和稳定物价的长效机制。完善粮食市场稳定机制,防止粮食价格大幅波动;确保农产品生产、流通、供给渠道畅通;确定新疆战略性资源产品地位,呼吁对其实行支持价格政策;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围绕民生加大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力度,确保低收入人群基本消费需求;努力建立投资与居民消费的良性互动关系,合理引导住房、健身、旅游、汽车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