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城区物业服务的模式选择——基于武汉市江汉区老城区物业服务的调查与分析

2008年初,我国大范围遭遇了几十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冰雪灾害暴露出我国老城区社区物业服务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老城区社区较之于新建商品房住宅小区存在特殊性:房屋产权多元化、低收入群体多、房屋老化、设施陈旧、居民依赖感强、居民消费观念落后。老城区社区改善物业服务不宜照搬商品房小区的集中购买模式,而适宜采取分散提供模式。     

社区论坛：培育公民意识的大舞台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关社区的社区论坛最初兴起于该社区德兴村5号门栋。5号门栋原是撤迁还建楼,居住着15户50多名居民。因各家各户抢占楼梯走道和拐角处,乱堆杂物,生炉子,楼道里搞得一塌糊涂,邻里之间也因此而相互指责、埋怨。针对这种情况,居委会利用社区广播、板报、墙报、致居民一封信等形式,开展“我与环境大讨论”,在居民中间开展“新房环境是谁破坏的”、“如何做到门里门外一个样”的讨论,鼓励居民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公共论坛和公开对话,让居民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在自我批评中修正行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居民们自己…     

资源整合后的社区安全不再各自为政

“九顶大盖帽”各自为政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足宁波市政治、商贸、金融中心,全区结构复杂,居民小区和市场小区交错,辖区单位多而复杂(其中非公有制企业众多,仅鼓楼街就有890家),第三产业发达。这带来了“三多”:市场多、流动人口多(仅郡庙社区内的城隍庙市场日均流最10万人,节假日     

权力平衡：业主维权困境的破解

当前业主维权面临最大困境是遭遇制度排斥与非制度瓦解,其深刻背景是当前权力分布的不对称和失衡,即国家-市场-社会间权力依次呈递减的格局。唯有实现国家权力的让渡、社会权力的增强,使“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形成有效的权力平衡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业主维权困境的破解。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现状问题及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参与式社区治理.在社区行政化背景下,居民参与呈现出参与率总体偏低、参与明显不均衡、参与效能不高等问题.为达到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在社区治理视域中,有必要从参与渠道、组织化程度、法律制度、社会资本、福利体系、政府和社区的回应度及效率等方面探讨破解居民参与难题的一般路径.     

论社会建设经由社区建设

社区发展实质上是人们为应对生活共同体中诸多共同性问题而实施的互助合作的集体行动.选择社会发展经由社区发展.直接原因是总结工业化社会经验,根本原因是社会功能性结构合理分化,社区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现实原因.随着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我国也选择了社会建设经由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经由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道路.     

专注城市社区研究:从体制改革到治理现代化的跨越——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陈伟东教授访谈

陈伟东教授是当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发展起步和成长于川府之国成都,发展和成就于九省通衢的大武汉.从四川师范大学到华中师范大学,他始终没有离开教育行业,这也恰巧对应了他的发展轨迹:从校园教育到社会教育.他先后推动了武汉市江汉区、深圳市坪山区等城市的社区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成就了“江汉模式”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建设典范.为了使社区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近年来,他潜心于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伟大实验.     

院落自治——社区的“全自治”

肖家院是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道肖家社区一个很小的院落,呈四合院形状,中间有11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院落前后各开一个小门,前门临街,沿街有很多店面,后门朝里,通往社区其它居民小组。院内住有居民54户,约200人。院内房屋大多属于居民的私房,还有十几户租房的房客;居民中享受低保     

民评官让居民成为公民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社区民主评议是社区组织和各种社群代表通过一套公开程序评价街道办事处、社区民警和社区干事职能转变、服务承诺履行状况的制度和过程。2003年11-12月,江汉区开展了第三次“民评官”活动,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参与制度设计和过程指导、观摩。12     

以程序启动直选，靠直选推进民主

从1999年4月至2001年7月,中国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经历了三大阶段:从1999年4月沈阳市的“政府招选候选人,居民代表或户代表投票”,到2000年5月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北苑社区的“政府招选候选人,居民直接投票”,再到2001年7月广西武鸣县的“居民提名候选人,居民直接投票”。这标志着中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积极稳妥的民主化进程,由间接选举到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