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西域都护府的关键遗址 乌什喀特古城小记

乌什喀特古城原名于什伽提、玉奇喀特,位于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乡玉奇喀特村西北1.5公里。这个古城遗址保存相对完整,分为外城、内城及宫城,中内外三圈围合,形成三重城结构。在维吾尔语中,“乌什喀特”意为“三重城”。乌什喀特古城外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大致呈东西向坐落,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800米,残高约3米;东墙、南墙残存低缓的墙垣,北墙、西墙以及南墙西段已辟为农田或林带。     

资本合作与信任扩展:一个跨越家族的创业故事——广东华帝集团案例

本文通过对广东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历程的回顾,重点考察了华帝从创业之初到成立集团公司,到引入中国首位职业经理人、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形式上的分离,再到职业经理人出局、创业者重新控制企业,最后到公开上市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公司权力配置方面的变化情况,从而总结出华人社会特有的信任扩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合作持续的保障性条件。其中,信任扩展的基础性条件包括身份特征、文化认同、资源互补和资格匹配;合作持续的保障性条件包括权力制衡、目标一致、绩效理想与情感交流。本文认为,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是能够超越家族而向外扩展的。     

以建构主义视角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

尽管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多重的挑战,但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机会,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则可以发现,中国为了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需要在经济、安全、文化领域采取相应的方略,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新媒体语境下广告符号演绎的主客体关系及功能研究

语境是一种言语发生的环境,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新媒体语境使广告主客体角色发生了转换,广告主体的态度和演绎逐渐退隐到幕后。广告符号演绎过程的开放性、对话性和深度卷入性,使广告主客体的功能组织发生了演化和变迁。广告客体语境的拓展,为广告客体从被动的客体身份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创造了可能性,广告符号演绎呈现出主体与客体功能模糊与交叉的泛化趋势。同时,广告的营销功能和传播功能日趋增强。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的新尝试——《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评介

林梅村教授新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最近出版。笔者有幸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披读一过,获益良深。     

管理理论、中国情境与家族企业研究——第九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侧记

家族企业组织研究会关注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以何种路径实现与非家族企业的区别。中国的家族企业内生于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结构的情境,会产生有别于西方家族企业的家族意愿和意图、非经济目标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从而影响家族企业的行为。为此将西方家族企业理论应用到中国时应注意适用性问题,同时中国的学者们可以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情境,为填补既有西方家族企业的概念、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空白"做出理论性的贡献。本文以第九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上交流的学术成果为核心进行研究综述,发现参会学者多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环境、政府政策如计划生育等方面考察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组织的战略决策、行为和绩效。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全球化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建构主义分析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日益深入。建构主义十分重视国际中存在的社会结构 ,强调规则在身份和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这对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建构主义有助于加强非政府组织与各国政府间组织之间的认同与共识 ,进一步展开建立在国际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使非政府组织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家族企业:一个需要精耕细作的研究领域——评《上市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最近三十余年来,“家族式”企业成为民营经济普遍采用的组织模式.但是,当前鲜有企业家承认自己企业是家族企业,个中原因,除了我们民族上世纪初以来所经历的独特的心历路程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族企业”这一概念本身内涵欠明确,导致其外延不够清楚.一谈起家族企业,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家族所有、控制、管理”的原始、初级的企业.虽然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抱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想法,但是,企业一旦沾上家族二字,犹如在其周围拉起一圈厚厚的黑幕,身处黑幕之外的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家长权威”、“裙带关系”、“隧道行为”,以及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箱操作,或者干脆抱着“富不过三代”的古谚,在一旁“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