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     

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提高，一方面，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与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下，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体验型产品消费行为的羊群效应及机理研究——基于电影行业消费行为的实证解释

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购买体验型产品时对网络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影响下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决策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电影行业的票房偏离及消费跟风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体验型产品的羊群效应并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解释。采集艺恩资讯的票房数据以及豆瓣的电影基本信息及影评等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消费者"羊群行为"视角分析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质量等内生性影响之后，消费者羊群效应依然存在；产品特征信息对羊群效应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而形成理性跟随；采用预期差异模型可以解释消费者实现理性跟随的过程。研究结论对于电影行业宏观政策制定及对体验型产品合理进行营销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四策并举解决基层党建“四化”问题

正一是聚焦主责主业,避免基层党建"边缘化"。推行党建任务月交办、季观摩、年评议机制,建立党建工作巡查制度,层层传导压力,提升班子成员履责、担责意识,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专职专抓的党建工作体系,确保各级党组织将主要精力聚焦到党建工作上。二是注重各级联动,防止基层党建"碎片化"。推进社区共驻单位凝聚共驻共建、互联互动共识,镇(街道)     

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