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研究

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不是单纯发展大城市或中小城市,而应该把城市群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不同于都市圈,大都市群的主要功能是多元化产业群落协同集聚的空间平台和空间组织架构,而大都市群治理的关键则是产业—城市的协同治理。中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框架主要由目标模式和支撑架构组成,主要目标是连接、联动、协调、共享,实现目标的支撑架构包括城市体系的协同治理架构、产业体系的协同治理架构、交通一体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协同治理架构。     

具有区间参数的瞬态温度场数值分析

针对不确定结构的瞬态热传导问题,提出一种将结构的各个物理参数和温度的初、边值条件均视为区间变量,并利用区间分析进行处理的方法。对具有区间参数的热传导抛物型方程的求解,在空间域上利用有限单元离散,在时间域上利用差分离散,将区间分析和常规的有限元法相结合,建立了基于单元的区间有限元方法。利用矩阵摄动公式求解结构的区间有限元方程,获得了结构瞬态温度场响应的范围。通过一瞬态热传导问题的算例表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峡跨省外迁移民后期扶持研究——以江苏地区三峡移民安置为例

文章采用2007年江苏省部分移民安置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及有关移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对三峡外迁移民后期扶持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研究与分析。研究发现,尽管移民已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但仍然存在着诸如移民后期扶持方式的合理规划、人口审核与管理,以及移民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迁入地政府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有关政策,建立移民后期扶持的稳定长效机制。     

"纯玩团":一种旅游现象的思考

旅行社市场竞争的日渐加剧,导致了旅游过程中购物过多.针对这一现象,部分旅行社推出了"纯玩团".在旅游行程中不安排任何购物,依此招徕游客.文章认为,"纯玩团"现象的兴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刻的市场背景,"纯玩团"对于净化旅游市场环境,规范旅行社市场行为,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旅游活动的完整性,旅游需求的多样性而言,将旅游购物排斥在旅游行程之外并不科学,对于现代旅游业,"纯玩团"是一把双刃剑.     

儿童参与权和童年社会学

儿童参与权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赋予儿童的四大权力之一。本文从五个方面解读了儿童参与权,并且从童年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成人关于儿童能力和发展的看法是如何影响儿童参与,以及儿童作为社会的能动成员,参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对他们自身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参与文化和成人责任是推动儿童参与发展关键。     

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问题的思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规定的调整,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仍然需要在启动再审的主体起诉的事由和材料及期限、受理再审的法院等主要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以期使民事再审程序更具科学和合理性.     

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江浙模式

可以把 1978至 90年代初期的中国转轨经济的代表性的地域发展模式分为包括广东、福建在内的华南模式和以江苏、浙江为中心的江浙模式。相对华南模式 ,江浙模式是一种内向型的发展模式 ,乡镇企业的推动和较好的区域内外协调性是江浙模式的另外两个特征。考察江浙模式对于研究中国的转轨经济以及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江浙模式的形成决定于地方分权 ,乡镇企业发展和该地域的市场化资源。对江浙模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表明 ,通过地方分权 ,利用和动员了传统体制中的市场化资源 ,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连续性。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集聚视角下高速铁路与城市发展

在中国快速进入高速铁路和区域同城化的时代背景下,文章在简要回顾高速铁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后,分析了高速铁路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竞合关系及其对个体出行行为的影响。高速铁路收缩城市间空间和经济距离,交通可达性和便利性增强带来市场结构效应、劳动力池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等三个效应。高速铁路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影响因素,此外还具有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和调整城市群体系等效用。最后,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指出高速铁路未来重要研究方向和关键点。     

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浙江经济发展

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任务将由上海和上海周边地区共同承担 ;沪浙经济关系并非单纯的中心与边缘、“吸纳”与“扩散”的关系 ,而首先是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的关系。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对浙江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接轨上海主要涉及市场规则一体化、交通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与产业政策协调等三大议题。接轨上海应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接轨上海与接轨国际、“中心”与外围等三大关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由此引起了长三角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和上海之间发生的产业区域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揭示了时间序列下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正是这种区域间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的存在,推动了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重心的迁移,进而在长三角内部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结构,并使得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