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颇罗鼐总理藏政研究

颇罗鼐总理藏政的实质是藏王制,这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职官设置、权力体系以及日常行政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颇罗鼐统治时期的藏王制运作是很成功的,颇罗鼐藉此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统治,并在军事、宗教、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政绩。颇罗鼐的藏王统治是高度极权的,但这并非是对西藏早已形成的与中国的领土主权隶属关系的否定,相反许多有力的事实充分证明藏王制只是清朝前期治藏的一种地方政府管理体制,颇罗鼐的藏王统治的成功运作也为清朝逐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影响与控制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     

行政清债是治理经济环境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

行政清债是指国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采取行政手段对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拖欠债务进行清理的一种准司法行为。它是我国在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维护各方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的有力措施,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质改革的深入,随着由过去忽视价值规律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     

论清代前期对西藏的统治

从清朝建国直至乾隆十五年百余年时间里清朝一直对西藏推行间接统治的政策,政教分离,由世俗贵族掌权,具体政权体制则经历了和硕特汗王制、五噶伦共同掌政制和藏王制三种体制的演变。推究其演变历程,西藏内部僧俗两大势力之间长期的力量消长和权力斗争无疑是促使清朝改革治藏体制的直接原因,同时清朝内地、边疆的军事政治情势与西藏地方政治发展走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与互动,随着西藏地方政权体制的一次次变革,清朝在西藏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加速增强的趋势,直至乾隆十六年清朝对西藏直接统治的正式建立。     

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

基础创立法,法又为自己的基础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着并对基础发生影响。”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全面贯彻,正在向纵深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同步前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     

创办老年经济实体——大有可为的事业

我院是一个成立时间较长的农业科研单位,全院系统共有职工4400余人,而离退休职工就多达1004人。由于院领导的重视和职能部门的努力,认真贯彻党的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突出抓了老年经济实体的建设与发展,使我院老干部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     

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皆具有军事安全上的意义,其军事功能首重防御,尤以陆基性国土防御为主,不提倡建立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和对外领土扩张。从地缘政治关系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多变,中原王朝与周边属国、属部难以建立长期稳固、相互信任的安全体系与机制。从地缘军事关系看,一是中原王朝政权没有强迫周边属国、属部从征或邀结为外援的传统,征调外援在中原王朝的军事思维、军队序列中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二是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与政策严重受制于其战时后勤的供给能力,加之周边地区特殊的气候、地理、人情、风俗诸因素对其军事行动的巨大阻滞效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在大多数时期更愿意以王道待四夷,彼此相安。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者专评主题之二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路径选择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深化改革开放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举措。故此,约请专家就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路径选择及其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联等问题展开研讨。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路径选择——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深化改革开放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举措。故此,约请专家就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路径选择及其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联等问题展开研讨。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动力、约束与路径选择

中国不具备选择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条件,继续实行该制度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与风险,金融开放的中国应该选择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由固定到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改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富有流动性和效率的外汇市场;(2)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3)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名义锚作用的发挥;(4)微观经济主体较强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上述条件中国尚不能满足,并由此构成了由固定钉住美元到管理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硬性约束。所以,中国只能按照一定的路径选择,积极创造条件推行渐进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明代封贡防卫合作的思维与实践

基于军力的局限,明朝君臣的封贡防卫合作思维一直以明王朝的现实利益特别是王朝军事安全为核心,奉行一种务实性的军事外交政策,其要点在于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在这种根本的政策思维之下,所谓和平外交、存祀主义、中立主义、干涉主义各种具体的外交政策与策略,皆各得其所、各尽其用,颇有可采,这在明朝有限的封贡防卫合作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自嘉靖中后期始,特别是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在东南亚海域的外缘封贡防卫体系逐渐被破坏殆尽,以陆上毗邻属国、属部为核心开展的封贡防卫合作也愈加窒碍难行,明朝封贡防卫体系的圈层性收缩与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日益明显,但仍不脱维护本土安全之要旨,亦可谓世异时移,攻守之势相异,因此不能以汉唐盛时之事苛求于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