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没有突破传统民族思想

《史记》中有6篇少数民族传记,其他某些篇章也涉及到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生活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时代的司马迁究竟持怎样的民族思想?他对汉武帝外伐四夷究竟抱怎样的态度?他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他对传统民族思想究竟有没有突破?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长期研究《史记》的学者,就《史记》民族思想论题各抒己见。     

向着中国传记文学理论开拓——评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我与俞樟华教授相识 ,是在１９９５年西安《史记》国际研讨会上。樟华教授在大学本科时代就发表《史记》研究论文 ,而我是在９０年代才忝列治《史记》者之末 ,对樟华教授治学的勤奋 ,我历来抱着极其钦佩的心情。最近我读到樟华教授的新著《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 ) ,感到非常兴奋 ,这本书在樟华教授个人治学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而在中国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领域 ,这本书又是一本填补空白的论著。我在使用“填补空白”这个词的时候是颇费斟酌的 ,据说在学术界执牛耳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们…     

寓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于《史记》教学之中

本文是作者几年来从事《史记》选修课教学工作的一个小结,旨在探讨如何在《史记》教学中贯彻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的问题。文章从形成课程主题、选定篇目及作品分析三个方面对此作了论述。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陈桐生《汉书·儒林传》中有一段文字：“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史记》八书考源

关于《史记》八书的学术渊源,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史记》八书的原型存在于《尚书》之中,但对太史公创设八书体例起更大作用的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八书所载制度,都是特指改制中的制度。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浮士德》求索精神比较

《离骚》与《浮士德》虽然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但两者存在可比性。从时代背景来看,《离骚》吸收了战国士文化的精神;《浮士德》虽然不是典型的狂飚突进时代作品,但歌德仍然将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带进了《浮士德》。从作品精神来看,《离骚》主人公用九死未悔、体解未变的精神来追求美政理想;《浮士德》则执著地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在求索形式上,《离骚》采用了上叩天阍、下求佚女的追求方式;《浮士德》则让主人公出入天人古今,在神魔幻境中展开热烈浪漫的追求。     

商周铭文语言的发展演变

商周青铜器铭文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殷商武丁晚期到文丁为滥觞期,此时铭文只有一些标记性的单词或词组,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从殷末帝乙到西周为兴盛期,这是商周铭文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其表现是遣词造句日趋丰富,逐步凝炼成博约温润的语言风格,形成某些程式化套语,铭文多从《诗》《书》中吸取语言营养,西周中后期铭文出现一些四言句,少数铭文具有韵律,铭文语言内涵丰富;春秋为铭文语言蜕变期,铭文大势由繁趋简,四言韵文情形增多,而铭文语言内涵减少;战国为铭文语言衰落期,除少数铭文为精心制作之外,绝大多数铭文语言简单粗糙,缺少文采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