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章为篇:战国诸子散文的一种特殊结构

战国诸子散文有一种由零散的章组合成篇的特殊结构.其组合方式主要有:不同类组合,以类相从,承接组合,杂引与立言并用,层累地叠加.这种组合型散文是战国诸子在讲学、记录、传播、编辑等学术活动中创造的,是一种具有鲜明战国时代特色的文学现象.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言论的发表者多为学派的宗师或重要学者,言论的记录者、传播者、整理编辑者则是他们的弟子后学,从言论的发表到最后组章为篇,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可以说组合型散文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组章为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收藏、携带和传播,或者是为了寓创新于组合,或者是为了更好地集储资料.     

《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吗?

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人撰文说《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 ,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史记》实际内容。《史记》是以揭示“王迹所兴”历史轨迹为中心 ,从学术上总结历代王业兴衰的历史经验 ,实现司马氏父子作史上继孔子《春秋》的人生宏愿。以人为中心 ,与以王业为中心 ,虽然是三字之差 ,但却反映了解读《史记》的根本分歧。     

南楚学术中心地位的再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齐国稷下学宫作为北方学术中心的史实,但对南楚学术活动的记载则比较零散。《文心雕龙》明确地以齐国稷下、南楚作为战国南北两个学术中心,但刘勰所指仅限于以荀子、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南楚后期学术活动。刘师培、梁启超则以老、庄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郭店楚简和上博简面世之后,要求我们对南楚作为战国学术中心的内涵进行再认识。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楚简来看,南楚的学术活动贯穿了整个战国全过程,尤以战国中后期为盛;战国时期南楚的学术阵容非常壮观,几乎所有学派都在南楚从事学术活动;学术活动的中心地点是伴随楚都由郢而迁至陈,郢都的学术重要性要高出陈都;楚学对后代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作为战国两大学术中心之一,南楚的学术地位可以与北方稷下学宫媲美。     

论《史记》“整齐百家杂语”

"整齐百家杂语"是《史记》主要著述宗旨之一。司马谈所说的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是指导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的思想方法,而《六经》则是百家学术同归的目的地。司马迁不仅从百家杂语中吸取史料,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历史、天文、人生智慧各个方面吸纳百家学术观点,将其整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学术思想体系。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纲

本文是广东省“九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的缩写。全文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回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论争的历史,作为处理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关系的借鉴;二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及其体系,作为当代文化取舍的依据;三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的关系,剖析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论题是由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引发。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可以分三步论证:第一步是根据考古学成果,将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确定在战国中期偏晚,上博竹简情况与郭店竹简大体相同,这也是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书写年代的下限;第二步是结合竹简内容与中国思想发展史,大致确认郭店、上博大部分儒家竹简作于孔子第一、第二、第三代弟子之手;第三步是根据郭店、上博竹简,推论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等传世儒家文献同样作于春秋末年战国前期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散文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     

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儒家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某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诸多有启示;盂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个文经学家所继承;盂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最后得出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人物的结论。     

出土竹书心性论与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学说之比较

郭店、上博竹书心性论和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学说,两者一中一外,一古一今,但它们却有可比之处.竹书和弗洛伊德都从心理学进入艺术领域,竹书认为艺术是心性感动的产物,而弗氏则主张艺术是性本能的升华.竹书心性论中包含了丰富的文艺心理学内容,战国中期以后,儒家心性论研究兴趣转向人性的善恶道德评判,竹书对心性层次的划分以及对心性与艺术关系的分析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成为绝响.     

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以七十子后学散文为枢纽

先秦说理散文从<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发轫,虽然这些记言文还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其说理文字已具备论点、论据、论证等基本要素.春秋末年,说理散文作者由商周史官变为孔子师徒,著述模式由商周王侯卿士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变为孔子口述、七十子载之简帛,散文内容由政治评论变为阐述礼学,散文形式则逐步去掉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正式成型,七十子后学散文因此成为上承历史记言文下启诸子散文的枢纽.战国两百多年,诸子百家巩固并发展了七十子后学散文成果,对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各种散文形式都有较大的变革和创新,到战国中后期,以孟、庄、荀、韩文集为标志,说理散文从成熟走向辉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说理散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