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新探

“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这一著名命题,点出了中国古代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一种基本精神,或者说是一项基本原则:寓伟大于平凡,寓抽象原理于具体规范,寓理论于实用;总之,寓绝对于相对之中。这种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对于现代文明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考虑平台数据赋能的电商供应链成本分担策略选择研究

近年来,平台型电商企业纷纷开始凭借其在数智化领域的优势赋能供应链成员,这极大地影响了电商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和收益。本文考察了由一个平台型电商企业和一个线上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在平台型电商企业数据赋能,且线上零售商同时进行数据运用投入的情境下,零售商会在何种条件下接受数据赋能,以及怎样的成本分担机制更有助于发挥数据赋能的作用,实现供应链成员的共赢。本文从报童模型出发,运用建模的方法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只有双方数据运用合作所增加的成本较低时,零售商才会选择接受数据赋能。本文还分析了分散决策、零售商分担平台型电商企业的数据赋能成本,以及平台型电商企业分担零售商的数据运用投入成本三种情境下的决策均衡,指出供应链成员的数据运用效率是影响成本分担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平台型电商企业和零售商均倾向于分担数据运用效率高的一方的成本。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与职业道德

至少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少数当权者“专利”的危害,他们主张“导利而布之上下”,就是让各种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好处,认为这样国家才能够巩固。当然,这种“逆耳之言”,不会被人接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上下内外,无不明争暗斗,为谋自身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形势,有些明智的思想家又提出“义”来,使之统帅、调剂“利”。晋国的赵衰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27年》)。住在申地的申叔时对楚国的贵族说:“义以建利(《左传·成公16年》)。齐国的晏婴也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从此义利兼顾,义重於利,以义制利,以义求利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就开始形成,并影响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包括职业道德。然而,和各种价值观一样,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许多矛盾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