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记忆与族群书写——以当代侗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为例

［摘要］通过对侗族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以侗族作家为例的少数民族作家,往往执着于在作品中书写乡土生活,而这种书写,是与延续族群记忆密不可分的。侗族作家在乡土中寻找记忆,在记忆中发现族群,在族群中体认“书写”的使命,在书写中回归乡土,是因为乡土的记忆里蕴含着族群体验,而书写则是自我回归族群、延续生命的过程。     

县域农村视角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收入效应分析——来自1 772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 772个县（市）2006—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分区域层面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呈负相关,并且农村金融发展的负面收入效应强度在以上地区依次递减。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并不满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原因在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结构和功能失衡。对此,提出了要继续加强县域农村金融改革,引导资金在农村不同地区的合理配置,实现农户收入的共同增长。     

生态哲学视阈下的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研究

当代生态哲学渐已形成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并表现为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生态学方法、需要的动力学方法、伦理批判与历史批判相结合方法、有限性预设方法、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评价方法等。在生态哲学视阈下,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呈现为生产逻辑与生态逻辑的二重共振,并合成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当代价值表现为生态生产力的当代生成。     

电影期刊数字化刍议

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各种媒体的运作模式。目前,中国纸介质电影期刊面临着发行量下滑的生存困境,因此,寻找突围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路经已被业内人士提上议事日程。下列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电影期刊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建立电影期刊数字化出版形态i扩大数字化电影期刊网络发行量：打造数字化电影期刊的网络品牌等。     

金融危机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影响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漫延,从而席卷了全球,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断增加,各国的经济都逐步进入衰退阶段.此文分析了轨迹金融危机的特点和危害,并且研究了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应对策。     

教学质量是民办高校发展的生命线

学校的教育与教学质量归根结蒂是所培养人才的质量。南京三江学院是江苏省被国家教委批准的第一所民办高校,创建于1992。为保证培养质量,三江学院从选聘优秀教师入手,建立班级导师队伍,强化外语和计算机教学,顺学生中实行‘十中汰一”的滚动竞争制,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俣方位地锻炼学生,从而使人才培养质量达到了预期目标,深受社会欢迎。     

丁玲小说女性话语的现代建构

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冀,在文化立场、人物形象与叙事话语上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给后世女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     

“文化侵略”源流考

20世纪初 ,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在 2 0世纪 2 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 ,瞿秋白等人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 ,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 ,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明显受国际形势及国共两党对外政策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 ,“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 ,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 ,也迫使这些宗教文化事业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个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 ,一度泛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 ,则影响和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

本文是对于当代中国重要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的系统研究文章。本文首先从文体学和文化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即通过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进而指出,大话文学的快感类型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冒犯和颠覆的快感。最后,作者分析了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犬儒主义思潮的关系、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指出大话文化作为一种后全权社会的文化抵抗与文化逃逸的方式,具有批判与妥协的双重特征。     

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念

我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明确把"好"的标准提到首位。"好"的标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好",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标准——"好生活",包括好(合理)的政治体制、好(优良)的道德环境、好(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好社会)、好(愉快)的心情等等。"好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道德、审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能够概括这些层面的最合适术语就是"文化"。好生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问题。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好生活"不等于奢侈生活,其含义远远超出了物质富裕;"好生活"不等于审美化生活,审美化的人生最多只是"好生活"的一部分。"活得有尊严"是"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落实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避免对尊严的庸俗唯物论理解。"好生活"讨论并不剥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坚持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与发起关于好生活的公众讨论并不必然矛盾,而是可以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