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与国民经济:谁要挟了谁——基于日本战后2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日本战后2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在原因,而宏观经济的波动并非必然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房地产要挟或者绑架了国民经济的结论是成立的.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某些学者基于国内数据的相关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房地产市场发育时间短且房地产市场发育不规范的缘故.在目前国内房地产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下,挤掉房产泡沫,稳定房地产业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但要做到这一点最好通过使房地产业软着陆来解决,如果房地产业在短期内降幅较大,就可能会对国民经济带来较大影响和冲击.     

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转型及体系反腐模式的构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四个阶段。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党开展腐败治理,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决心与努力,这四种反腐模式的选择及转型的实践同时体现了党执政的现实考量与理论思维。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反腐模式的经验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以法治反腐为主导,充分发挥政策性反腐与制度反腐双效机制的新型反腐模式,即体系反腐。这种一体双轨格局的反腐模式应当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失衡——基于转型期区域差异视角的揭示

中国产业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但到底如何影响并在地域上又有何差异,这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直接干预地方经济的效果;二是间接效应,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这两种效应的表现形式及地域差异。政府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应该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区别。     

制度变迁中"渐进"和"理性"的逻辑选择

经过十几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对比,渐进式变迁已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这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理解和承受激进式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巨大影响.同时,改革不但呼唤新的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政府、企业、银行和其它部门,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逐渐改变原来的行为,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这一过程绝不可能朝发夕至.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一些国家转型的受挫。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转型的认识。目前,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识到,把经济转型的研究放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的框架下优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而“中国模式”的转型进程也恰恰支持了这种观点。     

资本倚重、投资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再思索

一、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疑惑在经济改革的26年中,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都做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如萨克斯和胡永泰等学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模式归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Sachs和Woo,1997);张军把目前中国形成的经济增长特征归为资本增长过快和过渡工业化(张军,2002);杨格通过对中国1978~1997年的经济增长研究,认为中国的增长的特征是形成了国内的市场分割和诸侯经济,中国的增长模式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并不相符(杨格,2000);而沈坤荣则通过对中国TEP过低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式经济增…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视角

发展与转型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到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经历了计划体制的有效期、低效期和混乱期,计划体制的绩效递减趋势明显.而从1979至2008年则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一路高歌,但即便在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维系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虽然这种增长是高速的,但其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和谐也是很突出的.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地方政府引导下的品牌带动战略与产业升级——基于“后晋江模式”发展经验的调研与再认识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江经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众多家庭作坊快速过渡到工艺先进、品牌林立的现代工业园。目前,晋江作为一个县级市,其"国字号品牌"商标超百项,近年来晋江民营经济更进一步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创造这一切背后的秘密是"后晋江模式",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揭示了"后晋江模式"成功的秘笈和其蕴涵的经济学内涵。     

二元竞争、政府悖论与要素扭曲——基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特征的揭示

诺斯的政府二元悖论认为,政府既有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也有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目标,而后者无疑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在转型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确实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而扭曲了要素市场并引致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中国的实际,构造了一个政府效用函数来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发现地方政府越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国有部门给政府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小,这就会缓解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政府越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要素扭曲就会越严重。此外,由于国有部门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工具,而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竞争,又一定会产生要素扭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