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收制度创新

从我国历史发展、现实农村具体情况以及建设稳固强大国家财政的要求来看 ,农业税应当继续征收。农村税费改革存在计税土地面积确定难、常年产量确定难和税收征收管理难等问题。必须因时因地制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明确规范稳定农业税收执法主体 ;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领导 ,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在农业税制立法、农业特产税政策调整、农业税收制度方面予以创新     

"相对教育"对代际地位传递的作用

基于"相对教育"理论假说,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扩张对中国城市代际地位传递的影响机制.当教育被视为一种位置性商品时,教育扩张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相对价值下降.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家庭阶层背景对地位获得的作用逐渐增强,并且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大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这一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关于教育扩张是否减少社会不平等的争论,其现实意义在于:当教育文凭无法帮助子女迈过预期的地位获得"门槛"时,父母将倾注更多资源弥补子女教育竞争优势的不足,以帮助子女获得预期社会地位.     

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团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

本文依据近年来在广州收集到的碑刻、书籍及报刊类等回族古籍资料所记载的史实,旨在论述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会团体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清朝新疆八旗十营对比研究

乾隆朝以军府制管理新疆,以八旗作为军府武装的核心,布设东西两路六个满营,及伊犁四营,即厄鲁特营、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共计十营。满营与伊犁四营虽同为八旗,职能相仿,但二者管理制度、生产生计的差异,形成八旗内部阶层分化,最终导致二者命运轨迹的不同。本文通过对比新疆八旗十营异同,解析新疆八旗内部差异及其影响,梳理八旗军民历史发展轨迹,进一步探讨新疆军府制的特点。     

出口集聚企业“双重成长环境”下的学习能力与生产率之谜——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共同视角

针对我国省份(地区)的企业TFP度量以及相应的核密度分布对比,研究发现集聚(或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均弱于非集聚(或非出口)企业,表明"集聚中学习"和"出口中学习"机制导致企业在模仿学习过程中走向生产率同质化。而集聚出口环境下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双重学习能力和异质性程度均明显,即创新效应大于模仿效应;内资企业的双重学习能力强于外资企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集聚环境有利于企业增加对"销售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学习能力,出口环境可增加企业的经验值;技术迁入型的外资企业在集聚(或出口)环境下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不足;研究还发现出口型企业更加依赖集聚的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学习能力提升。     

试论村级计生协会是推动计生村民自治的主力军

在我国广大农村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或者称“村级计生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各地村级计生协会积极参与协助政府把计生工作纳入村民自治轨道,推进计生综合改革,有效地提高了计生工作水平,成为推动计生村民自治的主力军。为什么说村级计生协会是推动计生村民自治的主力军,本文拟从计生村民自治主力军地位的确立、主力军角色的选择和计生协     

论法律预期能力的立法预设

作为人们交往行为预期机制的法律，其预期能力的大小与立法预设息息相关。立法过程有三个位阶的立法方法，其中一阶立法方法用来认识和解决事物关系的规定性，并把所认识到的规定性赋予法律预期；二阶立法方法用来在多元对立的价值和事实中，通过交涉辩驳，借助或包容、或选择/排除、或设定价值与事实的效力位阶，安排法律的价值和事实预期；三阶立法方法则针对既定法律预期的缺陷(模糊、冲突或空缺),在立法上设置救济方案，进而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法律预期，提高法律预期能力。显然，一阶立法方法通过“真”来“加持”法律预期；二阶立法方法通过“善”来“加持”法律预期；三阶立法方法则通过“美”来“加持”法律预期。     

城投债信用风险传染的地理集聚、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基于前沿弹性网络收缩技术的研究

当前，防范信用风险传染外溢，科学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持续扩张，是我国监管部门所面对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2017—2022年我国22个省份的城投债信用利差建立风险网络，结合前沿的弹性网络收缩技术与网络拓扑分析方法，探讨债务风险跨区域传染的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信用风险网络的中心，而西部债券市场韧性较低，其融资成本极易受到外部风险异动的影响，属于风险的净接收方。同时，省际信用风险传染存在明显的地理集聚效应，信用风险溢出强度会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减；在城投债网络内，经济增长波动性较高的省份，更可能对外输出信用风险；此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城投债信用风险的网络结构形成了显著冲击。本文研究为现阶段防范债务风险的跨区域传导，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