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辽宁史学百年回顾

20世纪辽宁史学如同中华民族近百年史 ,发展之路崎岖不平。自清末至“九·一八”事变 ,金毓黻和他的史籍是杰出代表。日伪统治时期实施奴化教育 ,史学研究遭到扼杀。新中国建立后迄 2 0世纪末 ,是辽宁史学快速发展、成绩辉煌的 50年 ,出版史学著作 50 0多部 ,发表论文 40 0 0余篇 ,在清史、史学史、奉系军阀史、甲午战争史、东北军史、军事后勤史、“九·一八”事变史、中国改革史、东北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辽宁考古学及满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优势和特色。在新世纪 ,要使辽宁史学持续发展 ,更加繁荣 ,需加强四项建设 :即更新观念、形成团队精神、造就大师、研究手段现代化     

一位日本建筑师的述说──同角冈贞治社长促膝谈

一位日本建筑师的述说──同角冈贞治社长促膝谈辽宁大学顾奎相还是五年前的初春，日本国大阪府市同建设株式会社社长角冈贞治先生同他的好友河原先生（大阪府议员）顺访辽宁大学。我陪同两位先生给日语专业学生做演讲。会上，角冈社长讲了许多热情友好的话语外，同时向外...     

可贵的追求 不懈的探索

日前，辽宁省世界语协会会长刘正坤先生来舍下小坐，赠我五本书：《世界语发展史》、船祟门霍夫传》、《简明世界语常用词词典》、《沂世纪世界语教程》、《简明世英汉会话手l册》。前四本是他同宋韵声的合作成果，后一本则是他个人主编的。同时还有他撰写的一篇题为《世界语的理想与文化价值》（打印稿）的论文。在我信手翻看这些著作时，他就像一名娴熟的解说员，头头是道地讲述着他学习世界语的过程、编撰这些著作的经历以及他如何推动高校开设世界语课程，推广世界语，又如何创建辽宁省世界语协会，等等，感情特别投入，我不由为他的热心和付出深深感动。     

求同存异 打造“辽海文化”品牌

由于史学同行们的信任,我一连三届忝居辽宁省历史学会会长之位。我认为,作为地方史学会,其主要职责是团结、协调、支持我省史学同仁更多地从事地方史学研究,挖掘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于是乎,加强辽宁地方史学研究,繁荣辽宁地方史学成为我们学会办会的宗旨和学会工作的重点。俗语说：“外行领导不了内行。”由于学会工作的需要,特别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实施“五点一线”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迫使我们改变了轻车熟路的研究方向,进入了有些陌生的地方史研究新天地。     

三国鼎立成因新论

三国鼎立成因新论顾奎相，陈涴东汉末年，地方豪强经过１０余年的混战，形成三国鼎立局面，魏、蜀、吴三国并峙约７０年。分裂而相对稳定如此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像三国这种相对长期稳定的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现象的出现，究其因，诚如以往研究者所指出的，地理条...     

开篇寄语

这一期学报的每篇社会科学论文，均出自辽宁大学中青年学者之手，这是他们近期研究成果的哀辑。读后，深感选题新颖、构思精巧、立论允当、论据翔实、文字清新，不失篇篇佳作。真令人振奋和鼓舞！辽宁大学加上她的前身，近历半个世纪。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学校立足辽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时至今日，无论学校规模，办学实力，还是学术积淀，谅已洗身于地方综合大学的前列，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面对“211工程”和21世纪的严峻…     

县域《通览》堪称首部——概评《北镇文化通览》及其他

<正>由齐洪明为主编,林声为总顾问的《北镇文化通览》,日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引人广泛关注的文化工程。是辽宁学术发展史上最接地气的学术成果,可喜可贺!《北镇文化通览》共15章56节,洋洋洒洒凡42万言。全书按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的体例,分上、下两编。上编纵写县域文化发展史,下编横写文化史上的重点和亮点。《北镇文化通览》从主编到作者对编撰体例把     

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

中国大地正经历着一场举世瞩目的改革。今日的改革,无论规模、内容、实质,还是效果,都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历史不是刀切斧断的,科学地总结中国古代改革的经验教训,对现实改革和献身改革的志士们必然有所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改革史。一些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时弊而锐意改革进取。先秦的管仲、子产、魏斯、     

春秋战国时期改革之同异及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急剧变革，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本文从这一时期改革的内容、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分析了这些改革的同与异，特别强调了它们的共同性。从而，总结了几点有益的启示：改革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改革必须开放；改革是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改革必须果敢地打破旧传统的束缚等等。     

简述忽必烈改革

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先后涌现出一些杰出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改革家,他们的改革构建了一种模式,即一个落后的民族,靠武力局部或全部征服先进的汉民族之后,用汉文化调整和改塑本民族的落后制度和习俗,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历史的长足进步。但由于改革的力度不同、汉化程度不同,其效应大小也不同。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以“祖述变通”为其指导思想,对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加以承袭和变革,形成了自己的改革特色。“祖述变通”对少数民族的改革家来说,有一定的共性,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本民族旧有的东西,到底应该“祖述”哪些,“变通”哪些;对汉文化引进哪些,扬弃哪些,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因此,认真研究忽必烈的“祖述变通”的利弊,对理解元史和全面把握改革史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