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诗歌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转向

西方传统的自然观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之上,倡导物我分离,与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形成尖锐对立。这两种自然观的差异充分地反映在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之中。众多学者对20世纪美国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对话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对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如何影响美国现代诗歌中人与自然关系之建构,并为后来生态诗学和生态批评的崛起所做的铺垫尚未有足够的探讨。研究费诺罗萨和庞德这两位在英美诗歌领域引领中西生态对话的先驱人物,分析其在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西渐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自然观对20世纪美国生态诗歌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与欧洲左翼文化思潮

在呈现现实和影响现实两个维度上,现实主义具有丰富的审美与政治内涵,并且在电影理论的语境下与欧洲左翼思潮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具体而言,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不仅奠定了左翼影像的理论基础,更在艺术实践上树立了典范。本雅明揭示了电影艺术的双重政治属性,从而对左翼艺术在视觉维度上的超越性进行了深入挖掘。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人则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从而将左翼电影的理论潜能落实为现实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视觉维度上透视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学术语境,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图像时代视觉主体性的重构——文艺与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之哲学根源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艺与文化研究领域经历了视觉转向,该转向标志着图像时代的来临。人们一般认为这一转向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以图像的创造、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要形式的电讯时代的必然趋势,但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一转向其实是人类文化对第一感官的悠久兴趣在电讯时代的一种强力复兴,更是西方主流哲学对始于柏拉图、成于笛卡尔的视觉主体性的反思、批判和重新构建。纵观西方思想史对视觉主体的思考,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凝视及其客体几经变化。柏拉图—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中,视觉主体对客体的"精神观照""本质观照"隐含着一种"理性之眼"和"暴力之光"的合谋。20世纪的哲学凝视逐渐转向视觉主体本身,讨论了"被人观看""相互观看""被意识形态观看""被权力观看""伦理观看"等主客体间的视觉模式,涉及视觉权力、视觉伦理、视觉心理等层面的问题,揭示了视觉主体构建的种种模式:如视觉黑洞、镜像陷阱、镜面大厅、全景监狱、他者之面等。这些视觉主体性理论为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奠定了哲学基础。     

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

摹仿说是西方诗学最根本的思想之一.摹仿论构成了西方美学的主流.然而,在中西诗学的对比研究中存在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即摹仿论是西方诗学传统特有的文化创新.在此学术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其结果是衍生了一系列的中西二元对立:西方艺术具有隐喻性、象征性和先验性特性,而中国艺术具有转喻性、字面本意性和内在性特性.文章批判地审视有关摹仿论的对比研究,列举出反对上述被普遍接受观点的种种理由,并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角度考察中国诗学传统中摹仿说与西方传统相关的各个方面,重新确立模仿是跨文化的人类本能,因此艺术摹仿论也是跨越文化传统的普遍性观念;还考察了艺术理念如何在中西表现系统中得以形成、中国诗学摹仿论与西方诗学摹仿论的差异以及对该差异的理解会给西方和非西方文学的对比研究带来哪些启发诸问题.     

重写文明史：为何重写，如何重写?(笔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明互鉴”和“文明探源”发表重要讲话。在2022年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题,再次就“中国文明历史研究”需要重点抓好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工作中,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刊以四川大学2035先导计划“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首席专家曹顺庆建议开设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栏目为基础,以“重写文明史”为年度话题,探讨为“文明定义”提出中国方案的可能性。文明定义以及所包含的文明观,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文明史书写,世界上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参与过“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史”的建构和书写,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认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为文明定义和文明观留下了偏见。“重写文明史”的目的不在于短期内建构起代表中国立场的“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