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

穆旦是我国40年代诗坛的一位奇才。作为诗歌翻译家,他是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人;作为诗人,他是九叶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研究穆旦,研究穆旦的诗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对于繁荣当代诗歌创作是富有意义的。一穆旦30年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量接触了西方现代派诗人包括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艾略特和奥登、德国的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他和同学郑敏、杜运燮开始写现代诗,并被闻一多收在《现代诗钞》中。穆旦     

《补天》试论

《补天》最初收入《呐喊》,成为集子中的最后一篇。后来因不满于成仿吾对《呐喊》的批评,为了“回敬”,作者于一九三○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的时候,把它从集子中抽出,于一九三五年编进《故事新编》,作为该集的首篇。从此,人们往往只是把《补天》作为《故事新编》的系列之一来加以考察,而较少注意置于《呐喊》系列之中对照     

古代诗歌二首分析

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唐王朝军队屡败安、史叛军,收复河南、河北(今洛阳一带及河北北部);763年(广德元年),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势穷自缢。延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即将告一段落。此时杜甫正客居梓州,他流离入蜀已有四年光景了。“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他深深怀念那欲归不得的中原故国,朝夕期盼着战乱平息。     

《红楼梦》思想简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

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曹雪芹的“辛酸泪”,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之中洒尽。“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后,被目为“荒唐言”的《红楼梦》残稿,“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鋩鋩”,飘零向大千世界。“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成了千古诗谶。 大约十年之后,《红楼梦》的一位读者—戚蓼生,用这样的语言概括过“满纸荒     

从“生”“死”问题看周作人的情理世界

一周作人的情理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多变的世界。情理矛盾，构成周作人思想倾向的基本矛盾之一。这种矛盾冲突，虽非波澜迭起、峰峦陡转，却往往持久，深沉，难解难分。1921年6月，他养病北京西山碧云寺，也许处在病体奄然的特殊心境之中，面对寺院内阵阵飞动的小生命苍蝇，该打与否，一时竟拿不定主意──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却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     

论周作人的“人学”理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人的文学》开其端,《平民文学》继其后,又经过《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的充实和发挥,周作人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生物进化论为哲学基础,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根本的出发点与依归,以新村运动为行动路线和变革途径,提出了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重塑并致人类于大同之域的社会改革方案。尽管这是一个小心翼翼地把思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但在当时,正如周作人自己所称,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它第一次越过民族,国家的层面,而进入对于“人”自身的思考,成为西方“人的发     

论确立“在改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论确立“在改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顾航宇从中国１８年的改革实践看，改革中的平等问题，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公正与否、平等与否”的伦理问题，而更是一个深切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能否得以卓有成效开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一何...     

对中国人文主义问题的思考

庞朴同志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认为中国文化较之希腊,印度“更为富有人文精神”,这实质上是一种与西方人文主义在“人论”上有差异的人文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提出了,中国人文主义问题。这引起了各种反响,它需要反对者的有力驳难,也需要赞同者的深入论证。 中国人文主义之有无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人文主义的定义问题。我认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命名,它指的仅是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作为一种人的自我意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人应当在此岸世界中认识,肯定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不过是西方古代人文主义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一个必然发展,这个运动之所以以复兴文艺为名和因此著名,并不     

韩婴

韩婴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汉书》“韩婴传”及其他一些典籍,都记述他为燕队。乾隆《任邱县志·人物志》把韩婴列为“儒林”第一位,并明确记载:“邑城南有韩太傅祠。”任邱古为郑县,西汉时属幽州之涿郡;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属于燕国。所以说韩婴为任丘人不无道理。 韩婴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了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起初,黄老之术受到重视,得以流行。后来,儒家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宣扬,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汉初的博士宫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他曾仕西权的文、景、武三朝。文帝时为博士,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汉景帝明,韩婴迁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称他为“韩太傅”。汉武帝时,几次召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世之道。韩婴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史称“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韩婴传》)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他对《诗经》进行注释。“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从     

论中国的城市体系发展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往往被看作一个城市化程度低的国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但是,全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已超过2.1亿,已超过除美国、苏联和印度以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总人口数。在我国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问题,特别是城市的人口规模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运用首位城市指标和序列规模分布来考察我国的城市体系发展问题,尤其是从人口规模和城市序列角度来探讨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