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道论的政治谋略意义──兼论老子道论两种意义的矛盾

老子道论的主导意义是回归自然，另一种重要意义是提示政治谋略。这两种意义相互矛盾，前者以隐者的态度为本，以自然之道重建人类生活；后者以策士的态度为本，以自然之道指导制胜策略。同一个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两种不同的问题意识是令人费解的。老子道论的双重意义导出战国道家的两个发展系统，一是杨朱、列子、庄子一系的自然人生论，一是齐、楚黄老道家、兵家法家的政治谋略论。后者系统复杂。老子政治谋略思想包含两方面问题：治国之道与制胜策略。这两个方面大致与战国政治谋略论中的两派相应，并由两派中的思想家进一步发挥。老子道论两种意义相互矛盾的问题，三、四十年代的学者曾经探讨，未能解决。近年来的老子研究对此问题基本忽略。这实际上仍是有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谜。     

论儒家道德思想的特定取向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关于人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以至今天,这个学说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有复杂的影响,并且在许多学者看来,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深远感召力的理想主义的生活模式。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值得去做,就是从“外部”去描述孔子及其后学的人学思想的特定发展领域。有一句话很发人深省,“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真理派定的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儒家对于人的意义的思考,当然含有极有价值的成份,但如果不在一种对各种不同的人生意义思考相互参较的背景理解中把握儒家思想的特定取向,它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反而容易成为一个看上去无所不包但实际上模模糊糊的泛论,那就会得出它事实上至善至美的结论,并做出这样的假定:当我们在说孔子寻求的是“人的道德完善”时,我们从孔子学说中引出的“人”以及“道德”等等的定义,在语辞的使用和理解上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析《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

<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是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流意见一直认为在这对关系中仁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意见始终忽略一个起点处的问题,孔子为什么无条件地相信礼应该是人生的引导规范?本文由追踪这个起点问题入手,一步步探讨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观念运动--礼如何取代神成为精神支柱,这种取代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如何继承这个观念运动并加以改造.以此思想史背景的梳理为依据,本文指出礼与仁之间一种特别的双向关系.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试论儒家道德主义的和平理想

先秦诸子大多反感暴力,倾向和平,他们的看法大体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以儒家为主的道德主义和平理想和以道家为主的妥协主义和平理想。道德主义和平理想不赞成冲突双方妥协共存,主张道义上正确的一方征服对方。但这种征服不是靠武力,而是靠以德服人,实际上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对立与冲突。儒家主张征服的想法源自西周一元主义政治传统,依靠德性力量的想法源自孔子,二者在孟子处汇合,成为有关征服与非暴力的系统理论。儒家以德服人的思想在近代以来已经被大多数知识分子否弃。     

论庄子的人生痛苦意识

庄子认为人生痛苦无从解脱：第一,个人遭到伤害总是无缘无故又不可抗拒的;第二,人生的孤弱无助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的黑暗恐怖,而且表现在自然生命本身的脆弱;第三,人生脆弱与苦难的根源找不到,这根源存在于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本身。庄子这种人生痛苦的意识深刻影响了其游世主义思想与道论。     

论庄子的游世思想

游世思想是贯穿《庄子》三十三篇的一个基本主题。自郭象注以后,古人理解庄子,较为重视游世思想中的内心自在;现代学者解释庄子,又倾向于重视“逍遥游”中的精神自由。游世思想的冷嘲和敌意,一向不被重视。其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重视的问题。游世思想的关键在于游戏的彻底化。这种游戏彻底化已经不再有游戏本来的轻松,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坚守一种不肯软化的冷漠,不肯在任何意义上与存在和解     

主持人语:旧途辙,新思考

在国内学术界,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应如何区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的理解,思想史包罗较广,除了哲学思想,还包括政治伦理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大众思潮等等。但是我与本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几位同行以及有时来中心开会的校外同行多次讨论此一问题,觉得思想史还不只是包罗广,更有操作意义的区分,乃是思想史研究较切近社会生活。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呈现为一种思想逻辑的展开过程,思想史的发展却总是混乱复杂的历史事变的一个组成部分。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