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现代农业》课程教学方法与考核改革的创新研究

随着"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深入推进,不仅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农学专业学生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该文阐述了《互联网+现代农业》课程的特色、课程内容与结构等内容,从教学内容、方法及考核等方面提出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以期为今后的课程改革和农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与提升等工作提供借鉴.     

"教赛合一":面向新工科的机器人工程专业建设研究

在《中国制造2025》中,机器人技术发展受到广泛关注.机器人工程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质量的机器人研究与制造方向的专业人才.但现有的教育模式不能够满足机器人专业建设的发展需求.故需在传统教育的组织模式、教学理念和方法上进行改革,来适应专业建设与发展的要求.该文提出一种"教赛合一"的专业培养新模式,从专业理论和实践教学改革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     

一流大学美育教育机制建设及趋势研究

美育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若长期得不到重视,教育的真正目的也难以实现.该文采用数据搜集、案例分析、文献参考等研究方法,结合国内一流工科院校的求学经历,对各国美育教育现状进行分析比较.创新之处在于将理论与自身经历相结合,从根本制度上发掘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大学美育教育新思路.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鲍超与霆军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对有关清方人员和事件的研究还是薄弱环节。本文对湘军的重要将领鲍超和他率领的霆军试作初步探讨,不揣浅陋,奉请同志们指正。一鲍超其人湘军的高级将领有两大特点:一、大多数是湖南人;二、大多数是书生出身。湘军创始人、主帅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湘军的三位统帅:江忠源是举人,湖南新宁人;胡林翼是进士,湖南益阳人;左宗棠是举人,湖南湘阴人。湘军的四个最高层领导人不仅都是湖南人,而且都是书生出身。在十三名统领中,罗泽南、曾国荃等八人是书生出身,鲍超、塔齐布、多隆阿等五人是行伍出身;罗泽南等十人是湖南人,只有三人不是湖南人:鲍超是四川人,塔齐布出身于满族镶黄旗,多隆阿出身于满族正白旗。在湘军主     

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到现在,已经60周年了。60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战胜重重困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辉煌胜利,建国以后,以较短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今天,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着新的长征。中国人民60年战斗实践的历史证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过去,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过去的革命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更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并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的核心力量的作用,才能逐步地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     

夏洛克·黄世仁·WTO

初识夏洛克，还是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上中学的时候。现在想来，课本里节选莎剧名篇《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很可能有诠释“原始积累经典理论的意思，我当时就觉得夏洛克特不是东西，活脱一“威尼斯黄世仁！见识之粗陋，可叹复可笑，只管看热闹，浑不觉自己已经表错了情、站错了队：“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了，干卿嘛事？重读该剧，一为欣赏莎翁下的经典好套儿，其次是企图能看出点儿“门道来。当然，这一次，我仍不敢说读懂了莎翁，仅凭感觉，胡诌野扯。《威尼斯商人》从内容到形式，都被视为是“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的光芒，充满着乐观…     

论《金瓶梅》、《红楼梦》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审美化是小说美学的核心。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中国古典小说,对人物性格美的发掘,到《红楼梦》才显示出它全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鲁迅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指的就是这部伟大作品在人物塑造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表现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金瓶梅》的艺术实践可以说是这种突破的先行,它给《红楼梦》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试论爱因斯坦和玻尔科学论战的哲学倾向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在本世纪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和玻尔(1885——1962)之间关于量子力学解释问题的争论,是纯科学性质的争论,往往忽视,甚至否定它的哲学内容。过去,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也有人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把他们之间的争论斥之为“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在互相攻讦”(《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3期),把现代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和它的哲学概括,完全对立起来。因此,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这场科学论战的历史经验,探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同哲学的关系,为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应当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仅就爱因斯坦和玻尔三次论战的科学内容,探讨他们的哲学倾向,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试论土地还授与均田制的实质

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先秦时期基本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即封建领主制。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后,实行封建地主私人土地所有制。自汉至唐代中期的八、九百年之间,乃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封建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在名义上的国家所有与实际上的私人占有的结合与交叉。而这种结合与交叉又是通过汉唐间田制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