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和政党认识——日本近代史上政党的“部分性”和公共性·爱国主义的矛盾

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政党认识,具体而言,通过分析“爱国公党”的成立过程和其党名中所包含的意义,来说明明治维新时期注重公议舆论的思想,给日本之后的政党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由于幕府统治时期严禁结党营私,即便到了明治初期,“党派”一词仍带有浓重的负面色彩,世人也对党派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爱国公党将结党这一行为,与明治维新时期广为渗透的公议舆论思想相关联,强调其自身的公共性和爱国主义的性格,来打消世人的疑念。然而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具有“部分性”,起着调整各方利益的作用。但受爱国公党影响,在近代日本,人们强调政党应具有公共性和国家性,否定其“部分性”。这样的政党认识同时也成为了近代日本政党发展的一大桎梏。      

企业社会学与工业社会学

工业化进程展现出一种明显的转变:人们从事劳动已不再象过去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各种形式那样“在家里”干活,而是必须外出工作。他们必须远离家庭,在挂着“工厂”或“企业”(管理部门也包括在内)招牌的生产场所内挣得自己的必要收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生产场所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工艺技术、管理计划与     

苏联青年的政治文化

○如果我们从范围广泛的政治文化问题中只研究与我们青年的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些问题,而不是社会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阶级的,您不反对吧? 好的。○在准备和您谈话的同时,我读了一系列有关总的文化,其中包括政治文化的材料。引     

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

梁启超 2 0年代的文学思想较之于“戊戌”前后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转向 :一是把文学视为知识对象 ,因而其文学研究倾向于客观考证 ;二是把文学视为审美对象 ,因而其文学批评倾向于审美批评。这两个转向既体现出在梁启超早期文学思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淡化 ,也展示了 2 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多元价值取向     

为国家学辩护

现代宪法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今天的政府被迫通过国际网络与其他政府进行协商（这导致了内外区别的模糊）,同时也不断地让私人行动者去加入满足公共目标的活动（这导致了公私区别的模糊）。为了克服这些挑战,一些学者提出要么推动全球立宪主义去补偿国家层面的去宪法化,要么主张立宪主义是一种自由立场的概念以及作为形塑国内和全球治理实践的上位概念。但是,这些主张缺乏国家学的根基,忽视了主权、国家、宪法这些概念的本质。宪法是关于主权、国家的构成规则,它不同于政府的组织法。这些构成规则最基本的要素是“政治权力最终来自于人民”的普遍信念。因此,现代宪法话语用在国际层面是不恰当的。这导致了一种自由立场的宪法化进程的出现。但是,由于缺少人民的基石,这个进程将变成一种新现象———威权立宪主义。     

中国学校教学中的核心价值和教育哲学

基于对重庆市部分小学和“重点中学”的实地观察,从“交互式整体教学”的视角出发,重点描述中国教育的整体现状和“重点中学”的学校制度。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教育传统,就中西方教育进行比较和反思,探讨中国学校教学中的核心价值和教育哲学,指出中国的教育和校园生活是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华民族独特习俗及传统的反映。     

金庸小说再修改:通俗文学、大众传媒、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四）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的弟子及其生平事迹。若必多吉的弟子众多,主要有大规范师贡国公仁钦贝、噶玛巴衮循、贡邦贡噶顿珠、止贡却吉杰布、洛仁波切扎巴云丹、杰尊纳阔瓦、仁阔瓦、夏巴、措噶莫瓦、恰却巴降曲坚赞、贝喀觉旺波等人。他们协助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建寺传教,弘扬佛法,做有许多业绩。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一）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到祥之查仁（shang-kyi-tsha-ring）地方向大成就者乌坚巴求教以及乌坚巴圆寂。虽然乌坚巴没有担任让迥多吉的传戒老师,但他一直是让迥多吉的最主要的上师,直到1309年圆寂。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不仅随从乌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医学,而且为了绘制一地图,就用了七支笔,足见他的学习精神是可嘉的。他著有《心要论》、《梦之显宗经论》、《现行之释要》、《喜金刚第二品之注释》、《历算集论》、《释续金刚曼义释》、《三味耶海注》等著作。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是一位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的僧人,本章记载了他知悉吉祥萨迦寺院缺少佛法资具和法器的情况后,马上召集地方头领和各教派的信众,请求大家为寺院捐资捐物,从此为吉祥萨迦寺院敬献财物者越来越多,使萨迦派教法得以弘扬。由于汉地和多麦地区出现一些邪恶僧人之行为,故不喜欢佛法的大臣们到处议论,将各地不净之僧人（指有妻室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处以刑罚,支应赋税兵役,并命令把他们的寺院毁掉。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奏效。是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亲自出面才阻止了驱逐僧人、破坏寺院等行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元朝后期一部分大臣对皇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也可看出噶玛噶举派对元王室影响日益增强的事实。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抵达大都等地的活动。他除了为皇帝、大臣及信众灌顶和传授佛法外,还专门回西藏,从桑耶寺取来长寿水献给皇帝;他为了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还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金银交给了蔡巴,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并为诸经籍举行了开光仪式。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进京的过程中,其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代表了噶玛噶举派与元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了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在西藏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占据有一定的优势。在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之后,噶玛噶举派已成为元、明中央王朝倚重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注意的是,1334年当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准备返回西藏时,皇帝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chos-thams-cad-stong-pa-nyid-du-rtogs-pavi-sangs-rgyas-karma-pa）,赐给了水晶玉印及金字牌符,并赐给他的亲炙弟子多康定真桑波（ting-vdsin-bzang-po）和蔡巴格迥钦波（tshal-pa-dge-sbyong-chen-po）等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杂日等地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粗布寺为皇帝加严图（vjav-yan-du）兴建影堂（yin-thang）,在粗隆地方设立＂达尔罕＂（dar-rgan）之官职。此译文承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先生刊登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34至43页的译注。另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译文中人名和地名皆采用藏文拉丁文转写,特此说明。     

评《碎片化的达卡:运用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日常生活》

乍看起来,以下问题也许不难理解:是什么因素吸引一位学者对像达卡这样一座城市的空间进行社会研究,并且确实基于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概念进行研究.本书的关注点,不是放在界定"城市"这类(尤其是在非西方、解殖民化的语境中)有问题的观念,而是放在都市化的过程(同时回避了都市化理论)之上,并且放在识别空间生产的三个连续的、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