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白和他的《诗海》

飞白的“世界诗歌史纲”——《诗海》在漓江出版社出版,无疑是近几年来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有人称誉它为“奇书”,我看并不过分。 作为翻译诗歌的名家,飞白引起人们注意和称颂,是从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春草园》、《瓦西里·焦尔金》等开始的,后来他又译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红鼻子雪大王》、《马雅可夫斯基选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等,已经出了厚厚的14本。他译得既多又快,既流畅又传神,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具有掌握多门外语从事译述的特殊才能,也具有民族的与西方的文化作有机交融的知识结构。我也曾有过一点不足之     

论现代自由诗

现代诗歌是以彻底打破旧格律束缚、自由抒发诗情的赳赳姿态,冲向文学革命的战场的。草创期的诗人们可以说一致赞同胡适那个“诗体大解放”的主张。郭沫若当时也这样说过:“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形式方面我主张极端的自主。”就这样,一种以白话词语及散文句法为标志的现代自由诗,应运而生并一统新诗的天下了。显而易见,这种诗体的产生是那个个性解放期的诗人们要求思想彻底自由、创作任情放纵的必然。因此,一味以怎么想就怎么写为满足,而对于诗歌内在规律性的一些要     

论艾青诗的现代化新动向

艾青是一位现代化创作倾向相当鲜明的诗人。他从一开始创作起,认识生活的视野就显得较开阔,能把个人遭遇中获得的感受深化到为全人类的命运而痛苦、欢乐、追求和斗争中去,从而使他比起同时代的诗人来,诗思和抒情对象更富有世界性一些。也就因了这一种世界性,使他象其他一些具有国际威望的大诗人一样,受到了不同国籍的广大人民的爱戴。罗伯特·C·弗兰德曾对艾青、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作过一番比较,然后指出了他们根本上的一致性说:“因为他们     

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在此以前 ,金庸笔下的武侠英雄头绕神圣的光圈 :个个舍己为人 ,忠君爱国 ;人人德高艺精 ,寡欲清心。《鹿鼎记》一反以往套路 :韦小宝德不高艺不精 ,心不清欲强烈 ;他玩弄权术 ,左右逢源 ,混迹于康熙朝野 ,是一个世俗世界中自我欲望与义气良心辩证统一的凡人。但在这个人物身上却让人看到平凡人生的真实和世俗人性的真切。作为一个不失天良的凡人英雄 ,既显出金庸创作中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的轨迹 ,也显出富有现代人性情调的先锋意识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论“九叶”诗派及其代表诗人穆旦

20世纪 40年代,国统区出现一个重要诗歌群体,即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该诗派成员 9人,实分为两支,穆旦、杜运夔、郑敏、袁可嘉出身于西南联大诗群,系正宗智性现代派;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则湜在特定时期分别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他们既有超越社会现实之心,又怀介入时代斗争之志,是富于良知的知识者,以智性现代派把握世界的独特的认识角度,概括出新颖的感觉方式,传达诗情突进的艺术技巧来展现大动荡中生存体验的创作群体,而穆旦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论“句法就声律”传统对古诗今译的意义

在声律定型的情况下,传统汉语诗人为了让诗句合律而不得已调整句法,这举措所带来的诗歌句式的多样化和语言的陌生化有时竟反而使诗意表达避免了直白浅露而显得深婉曲折、耐人寻味。这一创作方法被清代冒春荣概括为"句法就声律",成为传统汉诗宝贵的创作经验。这一传统经验对古诗今译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出于节奏表现需要的一些反语法规范的语言结构的运用、反修辞逻辑的谬理拟态化句子成分的组合,以及超文本的意象稀释、意味点化等等,在今译古诗时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诗意表达效果。     

词的运思结构对新诗的影响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词通常是在歌舞宴饮的场合应歌伎即席演唱之需而倚声填写的,这使其有两个不同于旧诗的特点:一是比旧体诗更具即兴创作的意味,很少渗透理性,是纯粹的感觉印象依照传统诗性文化惯路的呈现;二是比诗具有较多应合社会交流的无形规约,因而在运思结构上更提倡套语的套路化组织.印象派式的表达和套语的套路化组织,可谓词的内在结构特征.新诗的传统继承在结构艺术上继承了词的印象派运思结构,但新诗的历史较短,套语和套路的积习不深,新诗的意象化词语及其组合直接来自诗人切身的印象感受,更富有直觉式运思的特点,原生态意味浓,新鲜活泼,更多来自于生活的健康色泽,从而避免了词的"滥调".     

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本文是对戴望舒与何其芳具有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的比较研究,认为他们前期的诗创作都实属同源,但从抗战开始出现了分流：戴望舒经受了被日本侵略者逮捕的炼狱之难后,虽也写下了一些爱国诗篇,却又继续遁入个人哀怨的抒情,有成熟的艺术却缺乏融入群体的时代精神;何其芳走向革命,丢弃了现代主义技巧,写下一批歌颂真理人生的诗,淡化了从自我出发对生活真切的感受,有正确意识却缺乏艺术性。他们的诗歌给后人的启迪是：须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感受时代现实,并适当采用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进行歌唱。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