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观念的汉代“黄老”展观——《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论纲

《淮南子》对国家治理中的行政管理问题极为重视,秉持黄老道家的立场和理念,形成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总体上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黄老道治理念及精神,其行政管理思想以道家为主,融合法家和儒家的“法度”、“仁义”思想,突显出兼用百家、一体多元的汉代黄老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黄老道家认识的历史高峰,对现代国家治理的良好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洵的“长议论”与“好权术”

苏洵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并以议论见长的散文大家。就议论文在其集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首届一指的。苏洵的议论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古劲简切,风格纵横恣肆、气势雄放。同时,苏洵也以研究权术著称,其“长议论”是与“好权术”相互联系的。     

卢卡奇与海德格尔:论物化和具体哲学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卢卡奇与作为现象学存在主义创始者海德格尔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首次争锋和交流.二者都反对主客二分.卢卡奇从批判康德的物自体开始,构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而海德格尔从颠覆笛卡尔对世界的证明开始,阐明了自己的存在哲学.基于这种共同的议题,讨论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和海德格尔的具体生存论哲学,发现二者的理论有互补和交融的可能.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经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询唤,但是由于其小资产阶级根性,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文学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建构出一种异己的阶级主体——无产阶级,然后才能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身份确认与主体建构,由此形成了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其具体体现为:左翼作家内在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与通过外部斗争而获得的无产阶级意向之间的悖论。左翼作家在自身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最初形态,其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所在。因此,当下重审1930年代左翼作家主体建构过程与特征,理清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代北京户政管理中的治安职能

明代户政管理的内容颇杂繁,在保证对社会人口有效控制的同时,在实践中还带有明显的治安色彩,故可析出户政管理中的治安职能:编户齐民以户口调查、分类编户为主;稽查赈济主要表现为查验户籍、赈济流民;市场管理包括了制定市场管理的法律规范、平抑物价征收廛税、维持市场交易规则及秩序.     

试论对学生干部的培养与管理

文章提出了学生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目标,即学生干部应该具备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调查研究、对学生干部实际工作的考察和组织竞选等选拔学生干部的方法,以及如何对学生干部进行思想道德、工作方法等的教育.同时,文章还提出了对学生干部进行评价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政府监管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与风险规避——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技术革新催生了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型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样态。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厘清平台型企业的特性以及对传统监管范式的挑战,揭示监管机构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的价值趋同性强化了价值认同;正式制度与平台自治的互补是两者耦合的制度基础,平台型企业以自身禀赋成为监管链条的一环;监管机构的主动求变与被动调适是平台型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两种行动路径,通过政企数据共享等达成协同共治的行动耦合,塑造了政企关系的新形态。而潜在的风险伴随着两者的耦合逻辑,以“良序”理念建立“良序监管模式”,以期提升监管效能、促进平台型企业发展。     

公共政策文化及其影响的系统探析

公共政策文化主要是由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公共政策系统的总体价值观、功能结构观、政策过程观与政民关系观等四方面基本价值取向模式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公共政策系统的价值重心、功能范围与分工发达程度、公共政策运行机制及公民与系统间的互动关系都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与制约作用。随着政策环境的改变 ,各种模式的基本内涵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而使公共政策系统面临着进行变革乃至革命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