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视角的油价合理性认知

关于石油价格从来都是论调不一,油价的每一步改革都会引得众说纷纭。政府、石油行业和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都有各自的油价预期。油价改革应兼顾国家和人类的长远发展和现实可行性,不同价格段采用不同的定价策略:低油价阶段要保证不低于新能源的开发成本价,合理价格段完全追随国际定价,高油价阶段低于并滞后国际石油价格。     

从中国古代官吏的低薪看高薪养廉的制度瓶颈

从古代官员的普遍低薪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出发,揭示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不难看出,正是集权制度本身导致官僚队伍的膨胀,从而使其高薪成为不可能。同时,集权体制又为官僚腐败提供了寻租空间。加之反腐的主要动力是皇权,而皇权又是集权的根源,因而古代反腐实质上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执行的。只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小政府、大社会”,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做到事省政清。     

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展、特征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高等教育的高级阶段,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也进一步明朗。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并在国际合作的类型、学科、质量认证、资金来源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特征。借鉴欧美经验,中国需要从政府顶层设计和高校具体方略两个视角同时切入,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质量监控机制、学位授予和认证制度、办学资金来源拓展等方面进行综合优化。这将有力提升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层次,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国际声誉奠定政策和制度基础。     

试论近代公司的"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公司两权分离的必然产物,对“内部人”进行控制是保证公司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股东大会、监事会以及董事会则是对“内部人”进行控制的必要手段。但是,公司制度于近代移植到中国后,这些正式的制度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内部人”的控制主要是借助传统手段完成的,究其原因,这是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不兼容带来的必然后果。     

黜俗复雅:宋代词论最显著的偏失

宋代词论从三个方面黜俗,又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复雅。黜俗复雅导致词的作者专业化,内容缺乏真情,接受群体缩小,词调缺乏创新,最终结果是导致词的生命力衰退。词体不宜雅化的原因是词的俗艳音乐的属性造成了词体在语言、内容、风格上的封闭性特征。     

清初思想家唐甄"富民"说考略

唐甄是清初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富民"观,尤为学者津津乐道.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少学者认为他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甚或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对此,笔者提出了异议,通过对其"富民"观的考释,认为唐甄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论海外石油项目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中国海外石油项目日益增多,其成功运作除了要有精湛、配套的技术和资金保证外,还应全面提升管理水平,而管理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管理。海外石油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政治、人文、经济、法律诸多不同于国内项目的特点,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责任、权利的不对等,人才结构、薪酬、激励、培训、开发等方面不合理现象。建议从海外石油项目经理的选拔、组织计划编制、人员获取和项目团队开发四个方面进行改进,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做好人的工作,从而保证海外项目的持续顺利运行和后继项目的智力支持。     

柴油消费税的车辆减污效果研究

柴油消费税是通过价格引导消费者行为、促进车辆减污的市场化手段,但目前税率偏低,与柴油车污染排放占比最高、对道路磨损程度大的现象背离。同时,现有研究侧重分析成品油消费税的整体减污效果,没有区分汽柴油车在用户和消费决策行为方面的巨大差异,无法起到税收精准引导减污的作用。为了优化柴油消费税,以中国2012—2019年省级层面数据为依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避免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柴油消费税的车辆减污效果,并从财政分权程度和柴油车保有量两个维度进一步分析了柴油消费税减污效果的地区异质性。结果显示：柴油消费税税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柴油车颗粒物排放量减少0.101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0.266万吨,但减排量占总体污染量的比重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财政分权程度高及柴油车保有量高的地区,柴油消费税对污染物有更强的减排作用。因此,建议提高柴油消费税税率及税收的地方共享比例,柴油车保有量高的地区提高幅度应该更大,才能更好地发挥柴油消费税降污减排的环境效果。     

晚清公司的两权关系与政府行为

晚清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公司制度并非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相关制度极不完善。因而公司制度引入后,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关系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于公司制度的成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政府及其代理人官僚阶层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古代官僚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君臣之间是典型的交易关系,因而做官发财的理念成为君臣双方的共识。但是古代官僚的薪俸普遍不高,只能腐败致富是古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让官僚通过腐败实现发家致富,相当于给予官僚剩余索取权也即腐败的权力,更有利于解决君臣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当然,中央集权导致的产权残缺,也为官僚腐败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央集权体制与官僚腐败属于典型的共生关系,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僚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反贪仅具形式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