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流行背后的“推手”

近来,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盛行着一种另类的恶搞视频短片,它们集聚着人们的眼球,冲击着人们的大脑,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这一切聚成一种氛围,一种无法抵御无法抗拒的氛围,正在或即将形成一种新的娱乐文化形式。大众审美的位移与转变在传统的审美中,我们的“英雄”、“偶像”,都是形象高大,行为正派,并立下“赫赫战功”,对历史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而今天,“英雄”、“偶像”的标准似乎发生了光怪陆离的变化,一个完全异于传统审美情趣的群体正在利用网络无可比拟的繁殖能力成为众多青年人的偶像。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无名小卒,他们通过对…     

略论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市场、国家三者之关系

中共中央在关于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标志的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增加企业活力,尤其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三是要从宏观经济管理的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转向以间接控制为主。这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在如何正确对待企业、市场、国家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     

关于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思考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最近,党中央又把搞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这是三次重要的认识上的飞跃。十多年来,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对如何增强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进行了许多探索,许多同志都发表了不少很好的意见,许多企业也走出了很好的路子,创造了很好的经验。要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涉及的问题     

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主要趋势 (一)从"简单一体化分工"转向"复合一体化分工" "简单一体化分工战略"是指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以进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复合一体化分工战略"则是指跨国公司将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全球生产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有效地吸引了以避开贸易壁垒为主要动机的"简单一体化分工"的跨国投资.     

浅议中国战争之起源

中国战争的起源 ,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战争起源的历史过程 ,有四个明显特征 :部落间的暴力冲突 ,已发展为掠夺性的战争 ;部分生产工具已分化为专用于战斗的兵器 ;酋邦首长已有了具有军队性质的“营卫” ;出现了保卫部落及酋邦不受侵掠的早期防御工事─壕沟、围墙及城堡     

“民权兴则国权立”：梁启超称颂《民约论》本意考

在惯常认识中，卢梭《民约论》恒被视为宣扬革命的学说，学界对梁启超在清末时期相关言论的解读，亦颇受此观念影响，与其本意不无偏离。以梁氏当时政论为参照，可知其对《民约论》之称颂，实则不以革命为指归。梁对卢梭学说的推崇，更多乃是基于国家意识，欲借民权论以警醒国人，促其养成权责意识，完善国民素养，以为构筑现代国家之根基。解析此案，有助于思考近代西学东渐的多重面相，呈现其在本国思想界的不同投影，揭示其间“西为中用”的层面，避免过多“想当然耳”的论断。     

北京农业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北京农业在贡献着巨大的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的同时,农民直接获得的却只是不到6%的农业经济价值和经济服务价值。理论与实践都期待着北京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几年来,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实施效果显著,为在北京全面推行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十分必要的探索。尽管如此,"生态补偿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外正在探索的碳交易制度将为完善北京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我个人认为,这场变革既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体会。一我国最初的经济体制是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点的。当时,我国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整个国家面临着需要恢复经济、稳定物价、抗美援朝、进行重点建设等艰巨的任务,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基本上符合当时的需要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很快就暴露出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很好     

王船山的史学方法研究

王船山有关历史著作共五种,即《永历实录》、《大行录》、《莲峰志》、《读通鉴论》、《宋论》等。其有关史论部分,详见于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及《宋论》,也散见于他的治经、说子、论政、杂文、随笔诸作。因此,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哲学方而自成其体系,文学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史学方面亦有卓越的创见,为中国史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本文仅就他的史学方法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他在《读通鉴沦》的卷末写了《叙论》四篇,说明他写书的主旨,即(一)反对旧史的正统说;(二)说明史论的原则;(三)反对过去史新变论之二弊,即浅中无当之失和纤曲委琐之说;(四)申述古今治道之变通,赞美《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说明史论的意义。约而言之,其义有四:即(一)确立经世致用的目的;(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三)抱定实事求是的作风;(四)“言”、“事”、“义”相结合。这四种原则,一反从前的空疏而为实用,主观冥想而为客观实证,是明、清之际城市经济发展在王船山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分别贯串在读史、论史、订史和撰史等各个方而,提供一套完密的史学方法体系,尤其值得我们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