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城乡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的新思路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始终用市镇的行政地域概念代替城镇实体地域概念来区分城乡。由于市镇设置标准和行政范围的多变,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也频繁变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采用市镇行政辖区的总人口。大跃进时期城镇数量猛增,市镇郊区扩大,城镇人口增长过猛,随即在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改用市镇行政辖区内     

“七·七”事变前后的亚太地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抗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它与欧洲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同属于欧亚战场反法西斯斗争的序曲.而中国抗战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尤为重大.本文拟就“七·七”事变前后亚太地区的情况作一浅述.     

加强应急监测建设 保障环境安全

分析了我省目前应急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穷人与富人的不同思维(学习、讨论、总结篇)

每年收益一次的是高管,每月都有收益的是员工,每天都有收益的是卖菜的,干活就有收益的是零工。收益的大小与机会的多少成反比,与结算周期成正比。每天都有的机会收益一定很小,遍地都是的机会是留给收破烂的、越大的资金,越高的收益,它们机会其实不多。找到了或等到了那样的机会,它们其实只出动一次。眼花缭乱,到处都是机会,市场上充斥着喧哗与骚动,在其中大呼小叫汗流浃背的身影,都是散户。争先恐后抢着埋头拾钱的,迟早被拾了。越到高处,小资金的机会越多,     

基于极值理论的组合分布模型

文章根据极值理论的性质构造了一种新的描述金融数据整体分布的组合分布。具体地说,尾部分布选取广义Pareto分布,中间分布选取偏t分布。文章还利用上证综合指数的历史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