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的制度功能分析

近年来,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在组织及从业人员的数量上呈现递增的趋势.作为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环保社团属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类社会生活空间,它能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失灵;同时,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民间环保社团又必然具有制度安排本身特有的激励和约束功能.     

我国官办社团的制度创新走向——以妇联为例

妇联等中国官办社团的存在是体制转轨的产物。官办社团在运作过程中依赖党和政府、偏离原始角色导致社团的服务效能下降。在面临服务对象类似的民办社团日渐兴起的新时期,政府要为官办社团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促其发展,同时官办社团本身也要进行与民办社团建构合作网络方面的制度创新。     

我国官办社团的制度创新走向——以妇联为例

妇联等中国官办社团的存在是体制转轨的产物.官办社团在运作过程中依赖党和政府、偏离原始角色导致社团的服务效能下降.在面临服务对象类似的民办社团日渐兴起的新时期,政府要为官办社团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促其发展,同时官办社团本身也要进行与民办社团建构合作网络方面的制度创新.     

试论中国社团的“官办”特性——路径依赖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依赖的产生源于旧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而打破锁定状态除了从自身寻求出路外,往往还要借助于外部效应。这一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社团的官办特性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中国社团的官办特性说到底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路径依赖,倘若对造成社团官办特性的种种路径依赖因素进行有意识的制度创新,将有助于减少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使我国的社团更能朝着良性的轨迹发展。     

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析论

民间妇女组织作为中国制度结构中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在相关的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和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共同建构的制度环境中成长和发展的。但是,制度环境中的约束因素诸如父权制的文化制度、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政治法律体制中的双重管理规定等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缓慢。因此,推进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必须培育适宜的文化、法律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环境。     

妇联组织官办性的成因分析:一种路径依赖

妇联作为中国最大的维护妇女权益的群团组织,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应是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性组织。但当前我国的妇联组织在其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强的官办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现象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二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妇联官办性的成因从本质上讲亦是既得利益团体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导致的路径依赖,而摆脱官办性带来的制度低效则需要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协同努力。     

女权主义视阈下的父权制理论地位演变分析

父权制概念与女权主义理论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自由女权主义流派中,父权制概念还未突显,但自由女权主义却是父权制概念发展的理论母体;在社会女权主义中,父权制理论已和阶级分析理论并行,成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激进女权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则是以父权制概念为基点和中心的.可以说,几种主要的女权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父权制概念在其中理论地位的日渐重要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当代转型期我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

我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最早开始于近代知识女性,她们的主体意识是在近代社会男性倡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觉醒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女性的权利获得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但由于女性缺乏对自身生活变化的反思,因此,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失落。当我国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刺激了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冲击了传统观念,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在观念上创造了条件。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主要表现在她们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地位的改变,但知识女性发展的瓶颈要求国家和社会改善女性发展的环境,切实保障女性的权力。     

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也受到统治者的偏好、有限理性和一致同意原则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在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服务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引起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探寻适合我国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变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团定义与分类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可以把社团定义为:社团是一个社会中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由具有某种共同意愿的人群在开展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活动时组成的、用以约束成员行为和成员间关系的组织。依据社团的制度供给主体,可以将社团分为政府供给型社团、政府—社会供给型社团、社会供给型社团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