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组织过程对比分析——基于非洲三村的田野调查

基于非洲三个村庄的实地调查,通过对比中国和非洲小农在家庭层面的生产组织过程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农业正逐步摆脱"过密化",但在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条件下又步入了"高投入—高产出"的新陷阱;非洲小农家庭农业在与国家宏观农业政策相脱离的情况下,则难以走出"低投入—低产出"的恶性循环。     

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和反贫困的新特点

新世纪中国扶贫工作成就显著,"大扶贫"格局开始形成,但贫困问题面临新的特征:贫困问题已经从普遍性贫困转变为区域性贫困,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长期性贫困为主转变为短时性贫困为主,因病致贫和因灾返贫人口成为新时期我国贫困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世纪传统的反贫困战略已经难以适应中国农村贫困新特征,建议要对中国反贫困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和讨论.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行政干预还是市场调节?——以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为例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是项目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治理形态和经验模式,是长期以来"有为政府"干预和"有效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我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到向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多主体共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对项目参与主体地位、资金配置、协商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这一结构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制度和市场条件逐渐成熟,即"政府适时适当的宏观调控"和"逐步完善的市场机制";二是政府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日渐凸显,即"政府的有为需要市场力量"与"市场主体发挥了有效作用"。     

同构发展:回族村落变迁中的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宁夏张村个案研究

本文以宁夏张村为案例点,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分析了回族村落农民如何在寻求变迁的同时维系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研究发现,传统回族村落农民通过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以追求"赶社会"的梦想,他们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通过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妇女积极投入生产,促成了政府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的快速发展和持续运行,形成了新的生计模式。农民与政府共享相同的发展价值,共同构建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传统和现代不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的糅合。     

参与式发展：科学还是神化？

对参与式发展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表明:尽管参与式发展模式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许多弊端,并通过一套规范的话语体系使其具备了科学的属性,但是由于发展干预中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作用,参与式发展干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理想的充分参与和赋权状态,使其在现实中成为很难实现的人造"神化".     

当前中国农村区域发展问题的现状和趋势

文章从中国农村区域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入手,如区域类型划分和特征化,概括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起因、现状和趋势,如城镇化、劳动力流动、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行政区划等问题。     

乡村社区秩序重塑:外部干预与农户生计的互动

来自市场或者外部干预的力量与社区乡土文化和知识影响下的农户生计选择进行着最大限度互动,引导和催化着社区秩序重塑.不过,这种重塑可能由于外部干预受到激发,但并不是外部干预的必然结果,它是一个不问断的过程,在社区内部的冲突和协调下又会产生新一轮的重塑.